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不久前，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2010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结果中，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赫然在列。在文化艺术领域，今年10月刚爆出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11月又“诞生”了获“陶瓷大师”称号的许爱民。两则消息接连引发热议，被指是官员隐性利益不断“扩张”的明证。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所谓官员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还包括隐性特权。“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官员易以公权力获取隐性利益，而公众的敏感反应，正折射出对社会资源遭到权力掠夺或变相寻租的担忧。”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黄小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受访专家认为，官员利益应公开化、透明化，以防范公权力对公共与公众利益的肆意侵蚀。因为只有官员利益符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关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

官员隐性利益悄然扩张

记者采访发现，现实中，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运作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法定利益之外，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隐性利益。“在健全的公务员制度环境下，官员以其公职为唯一职业，基于公职而取得的能维持其体面社会地位和生活的收入是其唯一收入，绝对禁止官员利用特权谋利，尤其是经济上的利益。”黄小勇说，“作为公权人物，官员拥有的利益，只应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合法利益包括法定的工资、奖金、福利等。而非法利益，包括利用公权力获取的财富，如贪污、受贿所得财物等等。”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反腐力度加大，灰色收入、隐性特权——— 这两种隐性利益，因其性质难以明确界定，为一些腐败官员提供了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径。特别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来源。谈及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认为，“所谓灰色收入，既不是收受贿赂，也不是权力求租所得，有的还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部门福利’。但仔细分析，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有的，其背后还是权力在起作用。逢年过节，部门福利，权力集中者会比一般人的多，而人情送礼，也是谁的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谁的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在官本位社会中‘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公务员薪酬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不少地方擅自发放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达300多项。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隐性利益除灰色收入外，还包括隐性特权。其中主要是“职务消费”。比如，有些官员以开会、考察名义到国内外旅游，并购置价格不菲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用品，以“职务消费”名义回到单位实报实销。在不少地方，这并不视为违规。同样，屡遭诟病的还有公务接待中的“招待费”。据多位受访检察官透露，目前在有些地方，对官员几万元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法立案侦查——— 只要有人去查，官员弄出一堆招待费票据搪塞，就万事大吉了。

给腐败留下制度性“借口”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员隐性利益泛滥，危害极大，挑战了社会公平正义。“当前官员与民争利现象严重，这是超越了法律和政策界限的非法权利行为。”黄小勇认为，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用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特权优势去谋求其他社会领域的优势，是典型的社会不公和对社会正义的破坏。允许与权力相关的官员隐性利益存在，只会给腐败留下制度性的“借口”。“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有关。”胡仙芝认为，从当前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公权力存在暗箱操作，是官员灰色收入难以禁止的主要原因。尽管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两年多，但在权力内部的运行中，信息不对称、信息屏蔽现象仍较严重，这为公权滥用提供了土壤；从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官员的一些灰色收入则披着合法合情合理的外衣，如人情往来等的收入。“预算外收入的失控，也为官员攫取灰色收入提供了基础条件。”胡仙芝指出，“由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在体制外循环，这也成为一些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