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人民不再挨饿挑战权威 发现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一天中午，走出校门，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脸上堆满了忧伤。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感到了“饿殍”两个字的刺痛。他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必须做点什么。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无性杂交可以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的传统论断垄断着科学界。袁隆平继续做了许多试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他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决定改变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研究水稻杂交。而在当时,作为自花授粉的水稻被认为根本没有杂交优势。“别人都讲我是‘鬼五十七’(长沙方言，意为不务正业)，我也不理。”从此，他义无反顾地选定了杂交水稻这道科研课题。

1960年7月，盛夏的一天，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田中，袁隆平像往常一样下课后挽起裤腿到稻田查看。突然，他发现了一株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鹤立鸡群”。他如获至宝，马上用布条加以标记，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

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结果长出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当时我非常失望地坐在田埂上……突然灵感来了，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袁隆平马上想到，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就能得到有杂交优势的种子了!但单凭人力不可能大量生产这样的种子，如果专门培育一种雄花退化的水稻，将其和其他的品种混种在一起，用竹竿一赶花粉就落在雌花上了，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稻种了！

想到这里，袁隆平欣喜若狂，也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几年的夏天，水稻扬花吐穗的时候，他都拿着放大镜，顶着烈日在田间苦苦寻觅。1964年7月5日，他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这是他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直击禁区。

今天回想起那一切，袁隆平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要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热讽，害怕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也创不了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科技创新既需要仁者的胸怀、智者的头脑，更需要勇者的胆识、志者的坚韧。我们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样才会取得成功。”

10年历经艰辛坎坷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

正当袁隆平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造反派把“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的试验田搅和得一片狼藉，并准备把他关进“牛棚”。他郑重地告诉结婚不久的妻子邓哲要做好分手的准备，但邓哲的话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大不了，我和你一起当农民。”这让他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968年5月18日，这是一个袁隆平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他视为自己生命的试验田里的秧苗竟然全部被人连根拔起，整个试验田被彻底破坏。事发后第4天，痛不欲生的袁隆平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袁隆平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地方去。从1968年起，每年冬天，袁隆平就和助手一起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在路上，他们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孩子出生、父亲病故，他也没有时间回去看一眼。可做了3000多个实验，竟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虽然焦灼和苦闷，但步入了不惑之年的袁隆平从来没有灰心，更别说放弃。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明山多年一直对袁隆平的科研大力支持，他告诉记者：“袁隆平最苦、最难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再多困难也难不倒，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时间终于到了1971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茫茫野生稻丛里，袁隆平的两位助手——他的学生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隆平他们还把“野败”材料贡献出来，组织全国性的攻关。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就在这一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广大科技人员广泛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43岁的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每亩500公斤以上。当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原来有人预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而事实上，袁隆平及其同行们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攻克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

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起，到三系配套成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袁隆平整整熬了10年。他的执著、创新，尤其是为了科研事业和国家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不仅当时感动了很多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朱英国教授感慨地说：“没有袁老师把自己的成果公开，我们大家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们很多人可能还在饿肚子！”

深受杂交水稻惠泽的中国农民，用生动而朴实的语言称颂袁隆平为“当代神农”或“米菩萨”。5月13日，湘潭县泉塘子镇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我国第一个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中央新闻单位袁隆平事迹采访团一走进这里，村民便自发放起鞭炮。村民李希明说：“记者同志啊，你们来采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我们打心里高兴。你们要多宣传袁院士的杂交稻，他可是我们的米菩萨、米财神！”更有农民一遍遍感激地说“解决中国吃饭问题‘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袁老师是我们农民的大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