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刘国光，包括高尚全、马洪，吴敬琏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有很多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其中科尔奈的观点受到了大家的重视，科尔奈说，纵观整个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然后他在两种的基础上分了四类，一种是计划经济里面的两类，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二是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比较宽松的一种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这块，世界模式上也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还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他建议中国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板块论、渗透论、层次论、时空论等等、。针对这些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综合实践发展和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又迈出了一步。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很显然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放到一个全国的范围之内，不再是主、辅了，也不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