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让谁欢喜让谁忧

游走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民间借贷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资金力量。源有出处，存有理由，生有市场。有其有利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场的一面。风险与利益并存，合法与违规交叉。

由于现行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国企和政府性质的大项目永远是贷款的重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总是分到很可怜的一杯羹，临近鄂尔多斯的包头市，民营企业贷款甚至占不到银行总贷款额的两成。而承担社会就业80%以上责任的民营企业，在资金瓶颈中生存，只能求渴于民间资本。

因煤炭资源和拆迁补偿而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鄂尔多斯人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资金池。只是从这个池子里引水的规则是：高信誉、高利率、短平快。

“玩得起你就玩，玩不起你就别玩。风险无处不在，天下没有百分百无一丝风险的利润回报渠道。”开办典当行多年的唐文松如是说。

他说，民间借贷初起，人人都不是特别敢把大量资金借贷给私人信贷公司和典当行，但是随着自发信誉体系日臻成熟以及相关企业的成长透明度越来越高，一笔笔说到做到的诚信本利的回笼，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个民间借贷的虹桥。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资金分几个篮子装，借贷给不同的公司，应用于不同的项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期待着多口牌的和局。

毫无疑问，多年来吃尽高利贷甜头的私贷民众是欢喜的，没人怕钱咬手，大家相互攀比的是你是2.5元的月息，还是3分的月息。于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圈募，利用政策空间从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购房贷款中套出低利率的银行资金，然后倒换到高利贷的生财渠道中。

吃到甜头的自然还有用到这些来自民间渠道贷款的中小企业，当国有银行关闭了他们求钱若渴的想法后，这些资金往往是企业得以生存并继续发展的强心剂，虽然利息高点，但是总比渴死要好。

感受欢喜的也少不了遍布鄂尔多斯大街小巷的各类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他们扮演着高利率吸储，更高利率放贷给企业的地下钱庄的作用，赚的是利息差。哪怕只有1分的利息差，若干亿的吞吐量形成的利润对于租间办公室就可以运营的公司就不是个小数字。

这些放贷出去的资金多数流入房地产、煤炭、物流、酒店等多行业领域。

然而有喜就有忧，少数从地下钱庄贷出巨额贷款的公司因实业项目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连锁反应造成关联的信贷公司形成坏死账目，继续发酵，导致个人的高利存储深度套牢。很多人因此已经拿不回本钱。这些忧患目前虽然在整个民间信贷格局中只占少数。但是每次发生后的传闻都深深刺痛着鄂尔多斯各个信贷链条上的所有“蚂蚱”。

击鼓传花，最终花落谁家

民间高利贷，有人玩得是心跳，有人玩得是尖叫，有人玩得是胡闹。

2010年，一个纺织女工出身、叫石小红的“富姐”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东窗事发，被鄂尔多斯公安机关逮捕，查明的非法吸储资金达7亿多元，其中4亿多元蒸发。

高利贷带动了鄂尔多斯商品住宅、商业地产以及各类酒店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因为高利率的高额回报需求，导致地产业价格、服务业价格节节攀升。一个市区人口不到50万的城市，黄金地段的商业店铺的价格能炒到每平方米7万多元。市区内每平方米万元的豪宅、高楼遍地都是，部分高端楼盘已经炒作到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开发商孙东说，没办法，不把地产利润弄高点儿，就没办法偿还高利率的贷款。

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这样形容高利贷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烧现象：“现在的鄂尔多斯几乎是‘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

一位范姓地产调查机构的专业人士表示，地大人少房子多的鄂尔多斯，平均每人拥有房屋2.7套。一个三口之家的房屋拥有数量很多达到七八套。在鄂尔多斯，只要你是公务员，起码的底线就是两套房子，一套在老市区，一套在新党政大楼所在地——康巴什。《纽约时报》曾以“鬼城”形容过康巴什楼盘遍地却无人亮灯居住的现象。如今这里比几年前已经热闹了许多。

高利率的资金流抬高了房地产的高房价，高房价的地产业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它挺过严重饱和的房地产购买市场。几乎一半以上被买去的商业楼盘都是被作为投资保值增值的产品被闲置。拥有者不希望房价降，放贷者更不希望房价降，开发商还不希望房价降。降了资金链就断了。所有的原因都指向这朵“钱隆”花，大家都在击鼓传花，鼓槌不可以停，停就意味着有人倒霉。

震惊全国的富商金立彬自焚案就是因为巨额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导致了旗下惠龙集团的崩盘。他的自焚地点、圈钱地点离鄂尔多斯只有100多公里。事后，业内很多人士指出，金立彬这样的二十几个亿的高利贷规模在鄂尔多斯只能算个小巫。真正的大巫、大鳄依然在击鼓传花、翩翩起舞。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