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参加了包括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级缓慢下降态势。这一原本经济发展中的平常之事，却引起国内外经济界的广泛议论。有外国专家声称：“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了。”也有国内的学者表示：“中国快速增长期即将结束，中速增长期将要到来。”对此论调，郑新立教授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大胆提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可以再保持20年。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有五大潜力，足以支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的车轮已快速奔跑了30年，如何再继续保持20年较快增长？这本经济大账究竟该怎样算？中国经济的潜力到底蕴藏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近郑新立教授。

潜力之1

需求的潜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背景]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10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预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

记者：“中国快速增长期远未结束”，您做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增长的最大潜力在哪里？

郑新立：首要的潜力是需求潜力，分为投资需求潜力和消费需求潜力。

就投资需求潜力而言，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去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城市化进程标志性节点。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到70%才能稳定下来。如果以1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那么至少今后20年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平均起来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要10万元，如果加上公共服务投资，需求量就更大。1年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就是1.3万亿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所以，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之前，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将是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

从消费潜力来看，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意味着近一半的GDP用于扩大再生产，1/3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不断增加投资却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了，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20年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可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