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

现代化焦虑

并非中国特有

对于“全民焦虑”的概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认为，“焦虑”一词用得比较矫情，其实就是“郁闷”，是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以及对问题的无助感。

转型期成焦虑温床

岳经纶认为，焦虑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公众对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来怎么发展，缺乏合理预期。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的东西都能得到预期。岳经纶发觉，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缺乏这种合理预期。第二个原因是社会风险增加，来自市场、技术、医疗等各方面的风险造就了风险社会，还是和转型期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健全，使人没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虑。

其实，其他国家在一些阶段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工业革命以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从历史的条件上来说有差别。美国是从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到公共服务和政策不断建立的过程，而中国是从过去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进入一个无保障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旧有体制解构，但没有实现重构。”

缓解焦虑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稳定，是因为旧有制度还在起作用，让一部分人还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后期，旧有社会体制全面解体，社会渐渐出现焦虑感。与此同时，社会也一直在进行重构，并且出现新问题，包括经济发展、NGO组织、政府、自然各方面的问题，不免增加焦虑感。此外，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进思想解放。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对社会问题开始进行干预和表达，但没有结果就会焦虑。

要应对所谓的“全民焦虑”，岳经纶觉得问题既然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决。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建立渠道使个人可以诉说和得到释放。另外，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还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都有利于缓解焦虑。

焦虑是现代化衍生词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焦虑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28.8%，大于1/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发作一次。美国人一向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国，心理医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

而在日本和韩国，随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经济发展到现今的经济不景气，社会上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以及无法承受的失败之痛。压力大导致自杀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机乘客的肩膀，请其声音小一些。不料，这位阿叔级的乘客站起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爆发了：“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为什么要挑衅我？”“没解决”……这个视频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为香港人压力大之下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