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鱼水情”

提起改革开放之初的下乡经历，年近七旬的郭文斌有些怀旧。上世纪80年代，郭文斌在山西省平鲁县（今朔州市平鲁区）担任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大包干”之初，郭文斌长期在农村蹲点调研，率先试行的“党员联户制”曾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天天和老乡们在一起劳动，一盘土炕上，老乡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每天给老乡交3角5分钱和1斤2两粮票。时间长了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弟兄。”

虽然已离休多年，但郭文斌能感觉到，现在经济高速发展，交通、通讯更加便捷，但干部与群众却疏远了。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重塑干群“鱼水情”已成当务之急。在新一轮的干部下乡热潮中，全国众多省份重新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四同”（加“同学习”）作为干部下乡的铁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对“山西7万干部下基层”高度评价：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现了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到人民中去，拜人民为师的执政理念……

从去年10月开始，西藏在全区开展了为期3年的“深化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从自治区、地、县、乡四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藏中直单位和武警部队选派了两万多名干部，组成5451个工作队，进驻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会开展工作。

如今，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牧区，各族干部正扎根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建立起鱼水深情。

为了让下乡扶贫工作不摆架子、不走过场、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工作队作出“自带行李、自办伙食，每月在村庄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对口帮扶一定5年，不脱贫不脱钩，不致富不撤离”等硬性规定。

“过去干部下乡，陪同人员多，成本高还听不到真正的声音。现在，干部们如果能长期扎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会对干部作风转变以及密切干群关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表示。

“下乡带着真感情，何须专门去维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掀开大幕，“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规模宏大的干部下乡住队（生产队）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宣告结束。

郭文斌告诉记者：“干部下乡一直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前，干部下乡力度比较大，主要是抓生产。（上世纪）80年代后期力度就有所弱化。”

即便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各地仍将干部下乡视为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

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次年，“三下乡”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展。

着眼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的“三下乡”，是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其中，各级干部和大中专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仝志辉的印象中，“三下乡”活动是中央层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下乡活动，中央各部委虽然每年也会派出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地区，然而，“三下乡”的规模与力度有限，下乡帮扶仍是地方“唱主角”。

《中国经济周刊》从山西省委下乡办了解到，从1990年山西省委派出第一批农村工作队至今，已经累计派出23批工作队，但前期工作队的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兼顾产业开发。如今，新“干部下乡”的工作重点已转向帮低收入农民增收。

对于当前席卷全国的新“干部下乡”运动，外界大加赞赏，但坊间也掺杂有“维稳”的解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直面媒体，坚决否认了“万名干部下乡维稳”之说，称是真正帮助贫困农村。

吴国宝坦言：“如果干部下乡带着真感情，农民的诉求渠道就会顺畅，矛盾自然也就化解了，何须专门去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