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国民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中国政府没有踩刹车，而是前紧后松地安排其财政开支，放宽信贷，加速投资立项批准。地方政府宣布经济刺激方案并放宽一些房地产政策。对于这些事态发展，对于中国是否应该掀起新一轮投资的争论还在持续。
另一方面，政府一直决心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并促进消费、保持房地产调控措施到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当前不明朗的全球环境下，这样的姿态会有所调整吗？答案是肯定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消费，中国的消费常常被指过低，消费是政府再平衡工作的中心。中国的消费约占GDP的47%历史上日韩人均GDP与中国2011年水平相仿时，其消费总额约占当年GDP的63%-68%，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确实较低。。
然而，考虑到每个国家20年的峰值增长时期，进行不同的比较，结果又有所不同。从1991年到2011年，中国的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了9%，远超过韩国1966年到1986年最高峰时期的6.3%以及日本1956年到1976年最高峰时期的6.9%。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取得这种成绩，都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
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成功。中国在其消费高峰增长时期的平均GDP增长速度为10.4%，远超过日本的8.2%和韩国的9.5%。中国的人口是韩国的35倍、日本的13倍，却能以这种速度提高GDP，这是一件更为了不起的事。
不幸的是，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成功故事的背后总有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是高的，但并没有过高，尚且可以与日本、韩国增长高峰时期相对比。
从2000年开始，投资加速增长。特别在近几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投资又进一步增加了。“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规定要努力做好再平衡。然而，简单的政策方案解决不了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需要时间。
事实上，作为GDP的一部分，消费的下降对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个问题。但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反过来，也意味着为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这正是消费。如果消费相对收入下降，这意味着人们期待通过现在的投资，在未来能进行更多的消费，包括退休以后。如果未来的消费无法实现，那么之前的预知消费在今天就浪费了。
只有有效地分配当下的投资，未来消费才有保证。想要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必须依赖市场价格信号。只有当价格靠市场调节，并鼓励竞争时，市场信号才能正常工作。这并不意味着缺乏监管，相反，监管系统应该是透明且简单的。
开放国内行业参与竞争也有助于提高服务行业的生产率。事实上，随着经济日趋成熟且其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资源分配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中国现在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衡量资源分配效率的一项可行标准是当前和过去投资(资本存量)对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根据这一标准，我们注意到，投资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已经在逐渐下降，从长期趋势看来，预计到2016年， 每1%的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0.75%。
有关消费占GDP比重低的问题，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城乡家庭以及贫富之间的消费差距一直在扩大。现在，“最低收入群体”(根据家庭调查定义)的消费支出占“高收入和最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20%以下，而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40%。
同样地，近年来，农村家庭占城镇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从70%下降到50%。这反映出收入比重甚至下降的更快。由于富人倾向花更少的钱，富人的收入份额不断增加必然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
最后，维持高比例的投资收益是昂贵的。在其最高峰增长时期，中国通过自己的储蓄来支持投资。家庭和企业部门占国民储蓄的比重均为40%，政府占20%。企业部门的大额储蓄，事实上归因于通过廉价资本提供的低利率结构， 实现了从家庭到企业的财政转移。虽然家庭也从经济快速增长中受益，而这又是由于大企业部门的投资，更大份额的增长红利通过这个渠道流向了企业部门。
此外，2008年后为应对全球经济放缓的负面影响而激增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货币刺激政策。社会融资总量从2008年的6.8万亿元(约合1.0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4.1万亿元，翻了一番。虽然从那时候起信贷增长一直在消减，但经济流动性依然过剩，维持在一个较低的速度上。流动资产增长超过经济的生产能力增长，易于抬高资产价格，这反过来能吸引招商引资，获得资本收益。2010年到2011年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当前政府的谨慎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应局限于微调，而不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例如，全球环境在过去一年中大幅恶化，一项通过预算明确定义的经济刺激计划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为防止负面影响蔓延提供足够的防御。这样的计划包括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由央企红利补足社保缺口；增加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样的就业影响可能扩大；加强保障房项目建设，这也能帮助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毕竟，中国仍有财政空间去做这些事。（作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高级代表 Lee ILHoung 中文编辑 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