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掺和事儿的隐形“公益人士”

相对来说，李铭的“地下班长”做得就要轻松些。

李铭爱打乒乓球，这个小爱好，纠集了好几个“同伙”。下课铃一响，这伙人里必然会有一个箭一般地冲出教室抢占乒乓球桌，等着其他人过来“开赛”。李铭球打得一般，但他却是抢桌子最得力的那个，要赶上他在打球，别人说“李铭，我玩会儿”，他就让给人家打。

这种“利他”模式很快让他成了孩子王。李铭的物理特别好，满分150，他每次考试都在145分以上。不管是自习课还是课间休息，李铭都是有问必答，有题必解。要是去游戏厅，如果赶上谁刚好花完了这个月的生活费，李铭会特豪爽地把手搭他肩膀上，说，“兄弟请你啊！”

这股子“江湖气”在对待女生上会含蓄一些。比如春游的时候，李铭肯定会主动帮女生背包，要是哪个人高马大的男生两手空空，李铭肯定问他“好意思呀你”。反观对门那个文科班，男生是稀缺资源，哪个女生都不好意思开口找他们中的某一个帮忙，搞不好，就会被同学们起哄凑成一对。

无论如何，李铭是个喜欢“掺和”事儿的。搞竞赛，他帮人家找题库；策划活动，他全部包办；黑板报，他帮班长出主意。可是，这些事情除了攒人气，其他的体制内荣誉大都与他无关。竞赛得奖了，是班长上台去领奖；活动成功了，老师只会记住你“积极参与”了；黑板报就更不用说了，那本来就是班长的分内事，人家才是名正言顺受表扬的。

在洪明看来，这些都是锻炼“领导力”的具体实践，团队意识、奉献精神、自愿服务热情，诸如此类的社会化素质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都还得不到充分的肯定。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这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开发和积累。”洪明说，这种模式如果极端化，就会忽视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智能，“我们应该避免人才标准单一化，应该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观。”

一个理想的班级，是可持续的、活泼的、充满生活特性的集体。“一个纪律过严、活跃不足的班级，很难爆发出创造力。”洪明说，教育者要意识到这些素质的重要性，给那些具备领导力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认可他们。

草台班子和班长叫板之后

程成上大学之后有些不适应，没有班主任，只有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也有班长，但除了迎新会，几个月都没见他组织什么班级活动，同学们要么是以宿舍为单位论集体，要么就是我行我素当“独行侠”。

大学生活，忙的时候忙死，比如考试前一周；闲的时候闲死，比如不考试的那几个月。独立没什么不好，可没人一起玩就没意思了。程成于是组织了几次远足，最初只是去公园，人也不多，后来，不少人慕名而来。最远的那次是去山西，一共有十几个人同去，可把程成累坏了，买票、订旅馆、安排日程、设计路线，每到一个景点，他就像个导游似的大喊：“两个小时以后还在这里集合！”

等他们十几个人安全返校，程成还没缓过劲儿来，就被辅导员叫去说了一顿——万一有点什么事，你担得起责任吗？程成有些小郁闷，我这不图名不图利，累得死去活来还得挨批，怎么这么冤哪！

程成耷拉着脑袋回宿舍发了一通儿牢骚，那个踢球崴了脚腕的哥们儿马上说，“打小报告”的一定是班长，“你把人都带走了，他的活动可是唱了空城计啊！”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此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各种叫板和不服。程成看不惯班长的官僚气，不能服众，对方也看不上他们的草台班子。他们晚上出去混迹于各种小吃摊，但从来不问班长去不去，虽然程成觉得他们这伙子人更像个集体，但对一心扑在学生会上的班长来说，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

直到大三，大家开始考级、实习，自己的事情多了，集体的事也就淡了。

“地下核心的出现，其实是同学们对现有的管理方式不满的一种表现。”洪明说，制度化的授权、权威化的认可，有时候只能获得表面上的服从，而“民间”自发形成的核心是“大家通过事情验证出来的”，因此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有的老师喜欢选择学习好，听话，自我管理能力好的学生当班长，”洪明说，这跟老师的管理观分不开。这样的班长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成绩差的学生怎么能服众呢？”

洪明认为，管理不是“压制”，不是要整齐划一，纪律是一方面，活泼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班长不应该是老师意志的执行者和贯彻者，而应该是通过自主自发的带动和实践，获得群体认同的参与者。只有这样，才有威信，才能服众。

班长和班干部的作用不是要让所有人“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调动每个人实现自我管理，“他们的角色不是‘官’，而是组织协调者。”洪明说。

（来扬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