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焦虑极具传染性。作为父亲，我有着同样的担心。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并不包括幼儿园阶段——幼儿园教育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政府财政基本上不负担，除了导致幼儿园收费的混乱之外，另一大常被乱收费高收费掩饰的问题就是：管理的混乱。幼儿园的孩子不但脆弱易受侵害，而且受到侵害后也不太会向大人描述，在成年人面前他们就像一个个小动物——这是一种天然地易受侵害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幼师行业又是一个缺乏严格的行业门槛、鱼龙混杂、特别依赖个人责任感和爱心的行业。曾有调查发现，很多幼师都是15至18岁的少女，她们正处于一个生理、心理都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少是学习差、升学无望，然后迫于社会和家庭压力才选择幼师的——本身就是“问题少女”、“问题青年”，怎么会善待孩子们呢？家长无法不焦虑。
虐童后遗症下，如不以让公众看得见的监管安抚家长之心，努力保证此类虐童不再发生。幼教、家长的关系，很容易重蹈医患关系恶化的覆辙，我们的社会最后一个脆弱的、残存着信任的堡垒，也将被击溃。孩子是那么的脆弱，教师的道德自律是那么的脆弱，家长又看不见孩子在学校的状况，对幼教的信任也是非常脆弱。一个让人震惊的温岭虐童事件，足以击溃这种本就无比脆弱的信任关系，如医患关系那样奔向失控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