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难以收全“非定时炸弹”

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引发公众担忧，而《刑法》第18条又特别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一个精神状态异常的人，平时谁来发现和干预？一个人若犯了罪，是不是自称精神病就能免责？”不少网民质疑，目前，社会对精神病患处于“事前没人管，事后管不了”的尴尬状态。

李玫瑾告诉记者，在判定这部分人的刑事责任前，司法机关会对其进行精神鉴定，“根据其作案行为来断定‘是否有辨认或控制能力’，如果作案时上述能力均正常，嫌犯一样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媒体报道却显示，近4成精神病患作案时确实“控制能力缺乏”。“可见，相比案发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先做好治疗和监管，尤其是治疗——它是最好的预防手段。”唐宏宇说，但当前精神病患的就医情况“很不乐观”。

王绍礼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对1.2亿人群的调查，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精神病性障碍中，有约27.6%“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有12%“仅求助于非精神科医生”，总体就医率仅有60%。

“而除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患，九成以上没有主动就医。”他说。

即便对民间口中需要强制住院的“武疯子”而言，病床和医生数缺口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今年10月刚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当就诊者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且已经发生伤害自身/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时，要对其实行住院治疗。

但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全国精神科病床在2011年仅21万余张，占全部病床数的不足6%。“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万人口的精神病床数最低要求是1.48张，我们连最低配置都没有达到。”王绍礼说，“此外，目前全国精神科医生只有两万人左右，每10万人的精神科医生数的世界平均水平是4.15个，而我们的全国平均水平仅1.46个。”

这一切意味着，即便是重性精神病患者中，也只有极少数能住院治疗。记者按一年出入精神科医院80万人次估算，超过9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散落民间”的危害不言而喻。

陕西一位基层民警曾向媒体称，他根据多起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王绍礼也确认：“这部分人肇事的特点在于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和残暴性强，增加了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服务和管理的难度。”

高昂医疗费曾被认为是一大入院“门槛”，但多位专家向记者证实，在病情稳定期，一年所需治疗费不到2000元，即使用最好最贵的药，每年也不过2万～3万元。

但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由于观念和财力所限，精神病患被“居家关锁”或“流落街头”等现象，仍在不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