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对社保体系有哪些影响？

　　郑功成：这表明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发展成就很大，但问题和挑战也很多。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成熟的城市化，没有成熟的城市化，那么工业化也是不成熟的，对社保制度的影响也不是正面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不仅要有新兴工业化，还要有成熟的城市化。表现就是人的户籍不再是城乡分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而自由迁徙。我估计未来一段时期的城镇化会加大推进力度，它要求我们要按照工业社会、现代化国家来谋划未来发展。对社保体系来说，城市化当然是是有利的因素，它有利于社保制度的推进。而当前不成熟的城市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推进的，因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都是短期化，社保制度也会难以适应。因此，提高城市化率是推进社保制度的有利因素。

　　记者：两会期间大家对社保基金是否应该通过入市保值增值讨论比较多，你的观点呢？

　　郑功成：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到27000多亿，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有9000亿左右，前者被处于地方统筹而分散在各地，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后果就是社保基金在贬值，每天损失可能要达到一亿以上，这其实是参保人的利益在损失。所以，必须要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对基金进行投资营运。但社保基金毕竟是所有参保人的“养命钱”，又必须要维护它的安全，安全和收益总是有一些矛盾的。

　　我个人认为，社保基金大规模进入股市是不可行的，因为我国的股市尚未成熟，风险太大。而我国的实体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公共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放，而包括老年服务设施、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保障项目同样需要大额的投入。因此，我更倾向于将社会保险基金投向实体经济、公共设施和其它社保项目。

　　记者：去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保障房对控制房价是否起到作用？

　　郑功成：每年四五百万套保障房，对缓解城市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促进商品房价格理性回归，正在起到重要作用，以前仅有不到1%的城镇困难群众才能申请到保障房，而伴随着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兴建，到2015年公租房将达到20%。这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住房自有率很高，再加上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供求关系就会趋向平衡，商品房价格也会渐趋理性，人们购买住房将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用于投资。

　　记者：现在大家谈到的住房难，说的是不是住不起自有产权房？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

　　郑功成：住房消费作为个人消费品来讲，无疑应当是最昂贵的消费品，应该是用一生的规划来解决。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一走出校门或者刚参加工作就要买自己的房子的，这是不现实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即住房有三重境界，最高境界当然是自己住自己的房，也就是购买商品房；次高境界是自己住别人的房，即租住别人的房；最低境界是自己住政府的房，即公租房或保障房。我自己没钱买房并且收入有限也不可能租得起房，政府就有责任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但不能指望政府负责改善你的住房条件，这个负担太重了。如果我们的保障房都建一两百平方米，那就麻烦了，大家都不买房了，都等着国家建房。三重境界要分清，不能一开始就要最高境界，住进自己的房，这是不理性的消费观念。当然，改变观念的前提是政府要解决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人的起码居住条件问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低收入者就可以不急、不慌，因为有稳定的预期，我没钱的时候可以先住着政府的保障房，等我有条件买房或租更好的房子时，再把保障性住房退出来，这样就各得其所，人们就安定了。因此，从住公租房到住自己的房，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太小，达不到这种效果，实际上放大了大家在住房消费中的不安和焦虑。进而造成大家非理性的追求，进而把商品房价格抬到了非正常的高度。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多人没房住，我就和学生说，你们不要急着一走出校门就争当“房奴”，你们都是独生子女，你们的父母都有一套房子，你们还要急着买房，你们将来又只生一个孩子，你要那么多房干嘛？难道大家将来都当房东？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理性，而政府兴建一定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就是恢复理性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