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近年来酒业在公款消费带动下出现了井喷式增长，“酒疯”已经蔓延到各地，酒厂林立、酒价飙升、酒风盛行、酒气弥漫，已是不争的事实，带来的不仅是市场的畸形，还有严重的粮食浪费。

2011年全国白酒产量就超过1000万吨，已经把“十二五”末的规划产量都突破了。如果按照行业普遍测算，制造这些酒至少需要耗费两三千万吨粮食，甚至超过全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作物进口总量。千万吨粮在推杯换盏中被白白喝掉，浪费问题不容小觑。

非理性发展已经伤及国内酒业本身。在公款消费拉动下，近年来酒价暴涨，一些酒厂甚至达到90％以上的超高暴利，带动全行业盲目扩张。卡斯特酒业总经理潘汝显质疑，“全行业发‘酒疯’，拼命造酒，这么多酒卖给谁？如果不及时降温，本来一个不错的内需行业很可能做垮。”

而且公款消费高档酒类引起的负面效应非常明显，不仅损害政府形象和干部风气，也容易滋生腐败。

长期关注“三公消费”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说，相比于公款出国、公车出行，大吃大喝尤其是喝高档酒是社会更不能接受的。“谁都知道喝酒误事，醉醺醺的官场怎么建立政府公信力？群众对于公款喝酒的怨气很大。”

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酒厂专门提供给机关单位、大国企的所谓“专供酒”“特供酒”，而且价格奇高，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拉大了干部群众的距离，放大了政府官员特权意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近期出台的有关规定要求对此类“专供品”一律取消、禁止，公众拍手称快。

将“八项规定”落到实处，治理白酒乱象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国内酒业依靠“傍官”“倚权”制造出的虚假繁荣，在“三公禁令”下马上“露怯”，更说明要加大力度治理公款喝酒问题，并且要用严格的制度约束这种“酒瘾”反弹。（新华网上海4月18日电记者陆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