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邓定平，女，３０岁，绵阳市水文局北川水文站职工、助理工程师，汶川地震时死里逃生，和同事们从废墟里抢救出宝贵的水文资料，带着心理和生理的剧烈伤痛，她始终坚守在唐家山堰塞湖抢险一线。）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和煦的阳光洒在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让这座群山拥抱的县城更加美丽动人。

我们绵阳市水文局北川水文站就坐落在这个县城边，今年夏天是我在此工作的第二个汛期。

经过二十多天的忙碌，各项汛前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和往常一样，我们在办公室计算、核校资料。

突然，门窗剧烈地抖动起来，发出“砰砰”的巨响。我惊奇地问：“怎么回事？”

饶西平站长叫道：“地震！快跑！”

大家冲下楼梯，冲出站房。

此时，脚下的大地疯了似地乱撞。已经头晕目眩的我，预感死亡已经来临！独自在此工作的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亲人和朋友了，我本能地哭着喊了声“爸、妈”，便觉眼前一片黑暗……

一声声的巨响和浑身的疼痛让我清醒过来——我还活着！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只有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情形：山崩地裂，漫天黄沙，河水倒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倒成一片……远处，还有人们的哭喊声，而我们身后的站房正摇摇欲坠。

惊魂未定的我这才发现，倒流了大约两分钟的河水干涸了，露出像魔鬼面目一样狰狞的河床。惊慌之后，我说：“饶老师，我们赶快向绵阳局报告现在的水情和灾情吧！”

此时，固定电话已被地震摧垮。我心存侥幸地想，手机也许还能发得出信息。我告诉站长，由我去底楼寝室抢出手机。

我冲进了底楼，却怎么也打不开房门，地震把寝室的衣柜推到了门背后。这时，站长也跑进来帮忙，吃力地推开房门。我们在一片狼藉的屋里迅速搜出手机。

冒死抢救出的手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根本发不出任何信息！我想到了我们的备用通信工具——无线电台。电台放在二楼，我们轻轻地走向二楼办公室，生怕脚步声会将已经脆弱的楼房震垮。

但上天并没有眷顾我们，办公室里更是一片凌乱，放在办公桌上的电台已经摔坏！我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余震不断，我们担心站房垮塌，将宝贵的水文资料埋在废墟里，于是决定乘余震间隙，首先抢救出资料。我们一次次地冲进摇摇欲坠的站房里，将水文资料抱了出来。

已经没有饮用水，我和站长去找水。走上公路，惨烈的场景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脏：一辆辆汽车被山上的巨石砸成废铁片，还有随处可见来不及躲避的遇难者，被滑落的巨石砸得血肉模糊……我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失声痛哭起来。

天渐渐黑了，到处是随时可能滑落的山石，我们无功而返。最后，只能用河滩中仅剩的一滩浑水解渴。

晚上８点，又到了我们观测水位的时间，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只能用钥匙上的微型小手电观测水位。坐在河堤上，不时传来山体滑坡的响声和余震引起的窗户抖动声，世界一片黑暗，时刻让人感到死亡正在逼近。

仿佛过了不知多少个世纪，这个有生以来最恐惧的黑夜终于熬过去了，天边出现了一丝曙光。天亮了，我和站长决定进城，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系。城里的情形，对亲眼目睹的人的心灵是一种酷刑，悲惨的情形真的不知道怎么叙述！回想到此，我的心都会痛，会躁，会哭……

由于进出北川的唯一一条盘山公路被山上滑落的巨石封死，外面的救援进不来，只有一小支先头部队冒着生命危险徒步翻山进来救援。很多重伤人员没办法快速运送出去接受治疗，随处都能听到痛苦的呻吟声。我把手中的食物和外套都给了他们。

从部队指挥部了解到，现在城里仍然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与外界联系。此时空中开始下雨，我们担心抢救出来的资料被雨淋湿，又一路崎岖地赶回河堤上，用唯一的雨伞遮住装资料的包。就这样守着资料，我们淋着雨过了一夜。这一夜更是饥寒交迫、恐惧万分！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来到城里寻求通信帮助。此时的北川县城已转移了绝大部分轻伤人员，抗震救灾指挥部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情况很糟，必须马上撤离。不得已，我们带着资料，在部队官兵的护送下，全站人员翻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达安全地带——杨家坪收费站。

领导见到我们安全回来，激动得热泪盈眶，关切地安排我们回去休息两天。但此时，堰塞湖正在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正是需要我们水文人的时候！

我一再保证身体没问题，领导才同意让我在非常安全但正辛苦繁忙的水情科帮忙。有了事情做以后，虽然很累，甚至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但我过得充实了，情绪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连续二十多天，我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监测着唐家山堰塞湖的水情，每１５分钟向抢险指挥部提供一组数据，为抢险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我们轮流值班，每天每人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们的站长饶西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溃决的堰塞湖大坝上工作。再苦再累，我们都能忍受、都心甘情愿。因为，我们不愿让洪水再夺走同胞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