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宏观调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对于北京超速增长的人口,王琛丝毫不感到惊奇。

“这很正常,我老家就有好多人在北京。”对此,王琛毫不避讳。

王琛从某地级市来到北京,他告诉记者:“我亲戚的孩子有好几个大学毕业之后,都在北京打工,也没有户口就在这干着。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在北京的就更是多得去了,我们那是小地方,尚且这么多人,全国就更不用说了。”

来自河南省的老刘已在北京做废品回收好多年。

“我们好多老乡都在北京干这个,虽然说出去不怎么好听,但比老家挣得多。”老刘说,他和老乡大都聚集在朝阳区某城中村,“垄断”了当地的废品回收市场。

进京务工人员吴铭在北京呆了8年,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当得知两个孩子目前都还是“黑户”,《法制日报》记者随即问及孩子以后怎么办,吴铭的回答很“坚定”——“继续留在北京打工呗”。

权威数据表明,北京“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新增人口中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

来自北京市政府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流动人口总量大、增速快的特点,目前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

“从就业领域看,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务工、经商服务等经济活动,主要在建筑、纺织、煤矿、环卫、餐饮等行业工作；从居住分布看,流动人口居住分布呈环城状向外延伸,四城区流动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近郊四区和环城带五区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上述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在《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废止后,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宏观调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而对流动人口管控更大的难点在于公平、公正之辩。

面对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曾提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上述意见引发热议,有人提出,“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

事实上,早在200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论战。

当年,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网上访谈中认为“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还包括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彼时随即引来舆论一片“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是欲“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法律”。

喧嚣过后,流动人口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遏制?

陆杰华建议,应以流动人口房屋管理为突破口,建立健全流动人口信息收集平台,探索“以房管人”的管理机制。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模式也应由现有防范式管理向综合性服务方向转变,重点维护他们的居住、就业、教育、卫生等合法权益。

陆杰华还建议尽快出台《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就流动人口管理的机构、经费、编制等做出具体规定,并按辖区流动人口规模设置流动人口管理人员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