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查云良是刘志星至今还怀念的老厂长。他说：“查厂长原来是中印厂的厂长（在蒋嘉陵记忆中，查是中印厂的总调度、技术权威，好像不是厂长），文革看了造反派写的大字报我们才晓得，他跟杨森（民国重庆最后一任市长）是兄弟伙，关系好。人家给政府印钞票，当然跟市长有关系。我们原来就晓得人家是大老板，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时啥子都捐献了，人缘好。他当厂长时，工人出差到上海去学习，当时上海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厂里没钱了，他就把他的貂皮大衣卖了，给工人出差。他瘦高瘦高的个子，1米78吧，说一口江浙话。”

查云良的家世传说也是厂史的一部分。“他有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是上海纱厂的老板，后来到香港去了；第二个老婆姓胡，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妹妹。大老婆有一儿一女，小老婆有一个儿子。大儿子跟我差不多大，在二钢。小儿子在我们厂制版车间当工人，原来住家就在我楼下。”

市文教印刷工业公司还有一个人物的传说，早年间也一直在二厂的印刷工人之间流传。“文印公司机关有一个收发员，跟毛主席在烂泥湾（后改名南泥湾）开荒时，抬过一根扁担。他是啷个到延安去的呢？他本来是一个缝纫工人，红军过大巴山的时候，他是给地下党送情报送信的，情报送得很顺利，路过的红军看他人又老实，就把他带到延安去了。”

重庆解放以后，调他去市委，他说我没文化，不去；调他到文印公司当书记，他说我也当不了，就自己要求去传达室搞收发。“他对工人很好，工人的书信报纸，直接送到手上。但团委书记的报纸，他不送。书记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自己去拿。书记觉得这个老头太不像话，正要发脾气，旁人给他点水：这个老果果，你惹不起哟，别个在烂泥湾跟毛主席抬过一根扁担。那个书记一下子就没得脾气了。”

主席

二厂的印刷工人在听领袖和革命大老粗被一根扁担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或行业传说时，很轻松，但印起领袖像时，就不轻松了。刘志星说：“印毛主席像，纸张里面难免有点渣渣，我们叫纸疙瘩，要是没注意，印进去了，那个年代，就难免要写小楷（检查），遭批斗，关几天。车间主任马上就遭起了。一般印刷品，是多少张抽查一张，但毛主席像，张张都要检查”。

平版的胶印比凸版的铅印更复杂，色彩的深浅靠纸面上的网点大小来体现。蒋嘉陵说：“就要用放大镜看网点的色彩需不需要调整水墨比例。胶印车间有个陈师傅，平时说话风趣，爱开玩笑，用放大镜照着别人看，边看还边说当时一句流行的言子：‘用革命的照妖镜看清阶级敌人的丑恶面目’。这天，他拿起放大镜，抽出一张，习惯性地说了一句：‘我拿照妖镜看一下呢’，就遭起了！他忘记了正印的是毛主席像！”

当时最大张的印刷品，当数法院的罪犯布告，一般的印刷机印不下来。蒋嘉陵说：“我们有大机器，法院就找我们印。法院的布告大，有全开的，相当于两张人民日报大小，还有双全开，相当于四张人民日报大小。要枪毙的死刑犯名字上面，打有红勾勾红叉叉，法院的大印也是红的，所以这种布告是红黑双色套印。一般是明、后天要开公审大会，公安局就派人来我们厂守着提前印好。”

烟盒

印刷厂和照相馆一样，当时都属于国家严控的特种行业，公安局还专设一个特行科分管，主要是怕“阶级敌人”偷拍、偷印和偷寄东西。蒋嘉陵说：“我们印信封，每印一批，还要送100多个样品给公安局特行科备案。信封发给百货站卖，信封的批发流向，百货站也要上报公安局。如果有人用信封寄反动标语或控告信，公安局好根据信封流向，缩小侦破范围。”

在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二厂的产品还有几乎跟货币等价的各种票证。刘志星说：“最早我们印过两杨公路集资券，后来粮票、肉票、油票、糖票、烟票、代金券，都印过。”二厂最富于民间色彩的印刷品，莫过于给重庆卷烟厂印制的烟盒。蒋嘉陵说：“重烟的蓝雁、巨浪、嘉陵江、迎春、金谷，都是我们印的。成都、什邡、绵阳、西昌、利川烟厂的烟盒，我们也印。”

重庆电池厂的火车牌电池商标、万县电池厂的玉兔、万光牌电池商标、造反派“反到底”小报、红烧肉罐头商标、合川火柴厂的火花、重庆冰厂的冰糕纸、冠生园、兰香园的月饼盒、包糖果的蜡纸、年历、挂历，花花绿绿，无所不印。刘志星说：“商标纸好看，印刷都有千分之三的报废率，当时职工住的板板房子，就把印废的版子拿回家糊墙。农村亲戚家里，也送去，墙上贴得花花绿绿的，欢喜得很。”

蒋嘉陵说：“我们印的挂历俏得很，有个员工到重烟收款，烟厂的人都找他要挂历，但他只有几本，只好把报废的拿去对付。这种废品的图案，人像有点重影，好像单眼皮都被印成双眼皮了，所以烟厂的人，就给它取了个外号，叫‘双眼皮’”。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图/收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