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情，蓝天梦，蓝天是一种力量，蓝天是一种理想。伍竹迪，无论是18岁还是80岁，她永远都是蓝天的女儿。

记者：您当年这张照片多精神啊！反映出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自信、自豪与纯朴。

伍竹迪：这是一张宣传画。原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拍的，那时候没有彩色胶片，是后来上色的。当时我自己并没保留，是我父亲买了存起来的。后来时间长了纸都发黄了，脆了。这是我侄女专门又给我“制作”的。

记者：听说这幅画还促成了一段姻缘，是吗？

伍竹迪：是啊！就是《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这本书的作者苗晓红，她是第二批女飞行员。她的老公就是因为在中学时代看到这幅画之后非常仰慕女飞行员。他买画回家挂在床头，当成自己心中的偶像，每天都要瞧上几眼，并立志也要当飞行员。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空军地勤人员并分在北京西郊机场工作，终于见到了那画中的女飞行员，并且认识了后来成为她妻子的女飞行员苗晓红。可以说是画为媒。

记者：您的一生充满传奇，我们从头讲起好吗？

伍竹迪：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我母亲在生我那年考上了广西南宁邮政局。我的外祖父是广西省电信局的局长，家境比较好。但是我母亲也很有志气，按说她可以靠我外祖父的关系到邮政局做事，可是她一定要自己考取。当时是很难考的，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考上了邮务员。她是很要强的一个人。我父亲原本是我外祖父手下的一个职员，但是我外祖父和我祖父两家是世交。我父亲家境也比较好，祖父在广西梧州开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大同酒楼”，后来被日本鬼子给炸了。父亲放弃了作为长子继承父业、经营这家酒楼的机会和权利，毅然从军，于1937年9月考入广西桂林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中官至上校，任通讯处处长。

记者：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伍竹迪：我那时候虽然还小，但是逃难和被日本飞机轰炸的那种恐怖仍然记忆很深。我在南宁读书时白天不敢上课，都是晚上上课。在曲江时整天躲警报，一听到警报就开始跑，进防空洞，跑晚一点就来不及了。有一次，又是警报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心血来潮，不想去学校的防空洞，就往家跑，跑回家附近的防空洞。结果，学校的防空洞被炸，我的同学被炸死了。每次等轰炸完出来一看，不敢看啊，遍地尸体！我在南宁的时候，白天就和我母亲躲到农村去，我妈妈抱着我，我就看到敌机飞得很低，轰炸，扫射……那种印象是无论如何也磨灭不掉的！

记者：所以，当您参军到航校遇到日本教官教您开飞机时，您一下子很难接受？

伍竹迪：真的接受不了！抵触情绪很大。校长也给我们做工作，日本教官会说一些中国话。那时我18岁，日本教官也只有26岁。他说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结束才捡了一条命。慢慢的我们也改变了对日本教官的看法，发现他们也是真诚地在教我们。

记者：您当年要去参军时，您母亲同意吗？她舍得吗？

伍竹迪：我妈妈特别开明，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参军，去的就是空军中南预科总队。我妈说：你就要毕业了，你不上大学不觉得可惜吗？我说，不可惜。我妈说：你不害怕？我说：不害怕。我妈说：那你就去吧。你要记住：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要踏踏实实把事做好，不是做样子，千万不能做个花瓶。我妈妈一直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学校开欢送会妈妈去送我，一直送到车站，并且不掉一滴眼泪。

记者：我觉得你母亲挺伟大的。那是您第一次离开母亲，离开家，一走就走这么远，你哭了没有？

伍竹迪：没有。我高兴，兴奋啊！我到航校一接触飞行，就觉得好像和它特别亲，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感觉好像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材料。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飞行。

记者：但是上天和在地上还是两回事吧？

伍竹迪：我觉得，当一名飞行员，最重要的还是灵活性。我特别感到，像我这样原来爱好体育、经常锻炼的人，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明显有优势，比如我和同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秦桂芳、阮荷珍等，原来都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反应能力与身体的灵活性就比其他人要好得多。我和秦桂芳在广州读中学时就在一个篮球队，参军后在“预总”我们俩也是一个篮球队的。后来八一篮球队成立时来挑人，还差点挑到我们俩呢！

记者：那您的飞行人生就改成篮球人生了！刚开始学开飞机是个什么情景？能具体讲讲吗？

伍竹迪：刚开始训练时条件特别简陋，我们在航校训练时的飞机是美制PT—19型教练机，非常落后的双座舱教练机，没有座舱盖，学员在前舱，教员在后舱，前后两舱的驾驶杆是联动的。飞机上的设备陈旧简陋，既没有与地面联络的无线电台，更没有导航仪器。我有时在给孩子们做传统报告时就说，你们现在根本就想象不到，飞行员上飞机后与地面的联络，仅靠信号员在地面上打旗，飞上天后就与地面没有任何联络手段了。机舱内教员与学员之间也没有通话设备，就靠一根橡皮管子，各执一头安个耳机子交流。

记者：那时候您知道飞行是有危险的吗？害怕过吗？

伍竹迪：没想过，那时候人特别单纯，从来没想过危险的事。我觉得，体育锻炼对人的成长各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勇气呀，灵活性呀，都很重要。比如荡秋千，我能把秋千荡到最高，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人的勇气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你不怕它就不会胆怯，你越害怕就越不敢干这个事。因为来例假没有让我第一批单飞让我心情很糟糕，一度失去信心，影响了我的飞行成绩。

记者：挫折对人生是有好处的，能让你自省，冷静地思考人生。

伍竹迪：对。很快我就调整过来，越飞越好。尤其后来编队的时候，我飞得很好。编队考核时，主任教员（日本人）当长机，飞行中，他看我跟队跟得特别好，就冲我边笑边竖大拇指，越看他那样我就越来劲！他又做出更猛、更有难度的动作，结果我都跟得很好。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越有信心干这件事，你就干得越好。从我飞上蓝天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体会到，阻挡我们飞行的障碍有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障碍其实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战胜自卑，就无法战胜飞行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决不能首先认为自己不行，不如男同志。必须肯定我行，一定行！

记者：我看书上说你是“令爷们儿‘臣服’的女教官”，并且你们当年的大队长、后来的少将都曾经是你教过的学员？

伍竹迪：1955年我22岁，让我带从航校来的新飞行员改装训练，我带的学员中有的是从陆军选来的，有军龄比我长的，有年龄比我大的，最小的也和我一样大。我特别喜欢当教员，特别有成就感，比我自己飞得好还高兴。

记者：您觉得驾驶飞机这件事最难的是什么？

伍竹迪：最重要的是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怎么处理，这是比较难的。当飞行员就要求你的反应一定要快，完全是瞬间反应。如果你不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那么就全完了，你根本没有时间犯错误！有一天早晨我在乌鲁木齐带学员雪地里向东起飞，他坐左边驾驶位，我坐右边。这时太阳照射在雪地上反光，晃眼，我就听见学员说：看不见啊！机械师一听，根本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就收起落架，飞机还在起飞滑跑中呢，我一看坏事了，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后来团长说，你当时不应该把飞机拉起来，速度小离不了陆怎么办？我说我看速度够了，就拉起来了。团长说，这样很危险，你应该制止他收起落架，我说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做完收起落架的动作了。所以飞行中反应必须就要快，当机立断。

记者：您的恋爱是怎么谈的？不是一开始不让谈恋爱吗？

伍竹迪：后来到了1956年春节，刘亚楼司令员给我们拜年，然后说，我宣布，你们都可以谈恋爱啦！从1951年到１９56年正好5年，他非常守信用。后来我老伴是我们大队的领航主任，我是中队长。我们大队长说，飞行计划叫我来做，领航计划叫他来做。飞行和领航是要相互配合的，我们就这样熟悉了。

记者：那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别人介绍的？

伍竹迪：就是俩人都有这个意思了，大队长画龙点睛，给戳破了。就是这么回事。

记者：那您怀孕了还飞，有没有考虑过危险？

伍竹迪：我清楚，我们就是个试验品，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女飞行员嘛。记得当时刘亚楼司令员说，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能飞多少年就飞多少年！是这样许诺我们的。他说，你们要用最大的努力延长你们的飞行年限。我听了特别感动，因为我太爱飞行了！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一定要走到底！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延长自己的飞行年限，我一直坚持锻炼。我孩子出生40天就送到天津来啦，奶奶给带。我喂奶喂了一个月就把奶断了。并且那时候我们自觉地计划生育，我的老大和老二相差9岁。为什么？我都是为了飞行。为什么当我得知让我停飞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难过和失落，因为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记者：这是不是您人生里边最痛苦的记忆？

伍竹迪：你能想象得出当听到让我停飞时的心情吗？整整三天三夜我吃不下饭，也没睡好觉，我又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哭，我硬是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回到家里对着他（指丈夫）大哭了一场！感觉就是，一个战士本来拿着枪，可是突然间却被缴械了。

记者：您这一生很少有掉眼泪的时候？

伍竹迪：是的。

记者：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您是女儿有泪也不轻弹。那之后您就改做教员了？

伍竹迪：那以后我从北京调到陕西一个航校去了，先后担任教材科副科长和飞行指挥教研室教员。虽然上不了天，但我可以把我的飞行指挥实践经验传授给我的学员。再后来我按正团职教员离休了。

记者：离休后还锻炼身体吗？

伍竹迪：我就喜欢体育活动。我现在天天早上打太极拳，老伴去游泳。你看我们都快80岁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已经过完了金婚纪念，孩子们都非常孝顺，晚年很幸福。

来源：天津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