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王思友对戒毒康复人员保持着无微不至的关爱 图片来源：贵州省公安厅
他，从警32年， 28个春秋坚守在监管场所。他，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誉和光环，但是，他却有工作零过错、零违纪、零失误的骄人纪录。他用短暂的48个春秋，诠释着伟大出自平凡的人生真谛，他用漫长的28年坚守，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农历2013年元宵佳节，正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的时候，他却带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着戒毒所的平安。14小时的最后坚守，王思友带着执着、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公安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亲人……
“明天还要开会……”
2013年2月23日17时，王思友满头大汗地步行到思南县戒毒所，因为他和同事杨秀彪一起要承担当天18点30分至第二天凌晨2点的值班任务，同时要代替有事请假同事陈文值守凌晨2点到8点30分的早班。
23日18点20分，要强的王思友和往常一样在戒毒所的各个角落检查着、记录着，他一会儿和戒毒病员说话，一会儿拿起扫把顺手打扫着走道的卫生，咋一看和平日里没有两样。但是，细心的杨秀彪很快发现王思友走路有些摇晃，说话带喘、脸色灰暗。关切之余，杨秀彪便开玩笑说：“老同志，要挺住，千万不要去见马克思噢。”“感冒了”王思友拖着长长的尾音回答着，“不就两天没吃东西而已。”19时左右，检查完所有角落的王思友摇晃着脑袋无力地蜷缩在值班室的沙发上，杨秀彪从小卖部买来营养快线，执意要他喝下。500ML的营养快线王思友足足喝了2个小时……
24日上午8点30分，倔强的王思友平生第一次叫儿子王余开着借来的车接自己回家。然而，当车子开到家门口时，王思友发现自己“脚软走不动路”。儿子王余急忙又把他扶回车内，和母亲余桂福一起送他往县人民医院治疗。可是老王却固执地不停地唠叨着：“大医院太贵，就在小诊所治疗。”9时许，执拗不过父亲的王余只好将父亲送到思唐镇文化街“济民药房”接受输液治疗。中午13时左右，王思友回到家中休息。
当晚21时许，王思友病情进一步恶化，邻居说“当时脸都没有血色，惨白惨白。”全家人执意要送他到县人民医院治疗。但是，老王却说“明天还要开会”，就是不肯请假去医院。无计可施的王余只好背着父亲拨通了戒毒所所长张炜的电话，将父亲的病情告诉了张所长。按照张所长的指示王余背着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但依然固执的父亲就往医院赶。在赶往医院的路上王思友一直不停地唠叨着，但是，大部分内容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唯一让大家听得真真切切那句“明天还要开会……”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22时许，被送进县人民医院抢救的王思友在元宵之夜再也没有醒来，医院诊断为脑梗阻。2月25日14时05分，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8岁。
踏着父辈的足迹“坚守”一线
1980年10月，对于16岁的王思友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按照当时的干部人事政策他接过父亲手中的钢枪，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从此开始了他“坚守”刑侦队、看守所、派出所、戒毒所一线工作岗位的工作历程。
1983年7月，王思友调到看守所工作，当时正处于思南县公安局各项工作百废待兴的时期。几间在文革期间没有被砸烂的旧房子，再加上一圈围墙就成了看守所的全部。为了确保看守所的安全，王思友和同事们一起随时都紧绷着神经，害怕出现一丁点纰漏。夜班轮休时，哪怕听到一丁点响声都会被惊醒；有时明知监室门已经锁好，但仍放心不下，会经常折返检查几次。长期处于高压力、高风险的岗位工作上，让王思友养成了“细心再细心、检查再检查、记录再记录”的工作作风，促成了他28年监所工作“零过错、零违纪、零失误”的骄人纪录。“监管场所民警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很正常，但是，几十年没有任何过错实在太难！”思南县公安局政委邱树涛感叹地说。
会见、监控、巡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简单枯燥的工作模式王思友持续了28年，但他从未向领导提出过轮岗的要求。“安排的工作从不推诿，总是尽职尽责的完成；同事有困难请假，他总是第一个主动要求顶上去”历届所领导都这样评价王思友。
思南县戒毒所偏居一隅，一座海拔约800米的大山将戒毒所和县城分开，仅仅7公里的路程，乘坐公共汽车需要3元钱，打的士则需要30元。王思友调到戒毒所工作后，为节约车费，帮补家用，除偶尔乘坐公交车之外，哪怕是凌晨下班他都会选择步行近一个小时的羊肠小路回家。
张权是王思友最要好的同事和朋友，说到王思友的执着，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2008年雪凝期间他和王思友一起徒步上下班的情景。当时，路面全部结冰，车辆无法通行，每天只能徒步翻越小岩关到戒毒所上下班。小岩关有1000余步石梯，陡峭险峻，“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2008年2月15日上午6点过钟，张权和王思友相互搀扶着，在湿滑的冰面上一步一步地往小岩关攀爬。突然，王思友一不小心滑倒在地上，下颚在坚硬的石头上磕出伤口，血不停的往外流。张权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帮助他止血的纸巾，最后只好撕开烟盒用烟盒纸帮他捂住伤口。
“回去到诊所包扎一下吧，我帮你请假。”张权关切地说。“不碍事，咱们走吧，所里没有人怎么行。”王思友固执地回答。这条平时不到一个小时的小路，那天他们走了近三个小时。
就是这条陡峭崎岖的羊肠小路，从2008年开始王思友一走就是四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抠门”的老王和“慷慨”的王管教
一个84岁高龄的母亲、一个患有间歇性癫痫病的妻子、两个还没有固定工作的儿子，一家五口至今仍然挤在50多平米、有着10多年历史的单位集资房里。这就是王思文的家，一个连八万元廉租房费用也交不起、每月仅靠他4000多元工资艰难支撑的家。
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支付妻子不菲的医药费，“省钱”是老王想到的最好路子，“抠门”成了他持家的法宝：不下馆子、不坐的士、不进公园，就是抽烟也是3元一包的遵义牌香烟，偶尔的奢侈也不过5元一包的“黄果树”，妻子余桂福说。“他从来都不舍得给自己买衣服，天天穿警服，最贵的皮鞋也不超过50元钱。过春节，家人都劝他买点好烟犒劳犒劳自己，他说烟嘛好撇都是吸着冒烟而已。”为了省钱老王还将全家人所有的手机绑定为每月只需要花五元钱的亲情号码。
工作之余，家就是老王生命的全部。患有间歇性癫痫病的妻子不发病期间虽然与常人无异，但是连冷水都不能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病的妻子，老王不离不弃，一有时间就在家陪着她、护着她。洗衣做饭自然成了他必做的“功课”，但是，老王从来不使用洗衣机和电饭煲，因为要花电费钱。
在戒毒所里老王管理着14名戒毒病员，“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病员们谈心，听到病员们那一声声“王管教”；他最乐意做的就是帮助戒毒病员渡过难关。”戒毒所王思友的同事们眷恋地说。
戒毒病员往往和自己的家人难以沟通，与病员谈心找他们的家人交流成为老王每周必做的工作，自然他的手机也就成为戒毒病员与家人联系的桥梁。按14人每人每周一次15分钟的通话量计算，老王每月就倒贴168元话费。但是，同事们都说：每次看到老王接过病员们手中微微发烫的手机，他脸上总是笑着。
33岁的熊某2012年2月到戒毒所接受戒毒后，家里人觉得丢人没有面子，从不到戒毒所探望，妻子也和他闹离婚。王思友知道后，多次上门做熊某爱人和父母的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于做通了熊某亲人的思想工作。“现在，父母和妻子都经常来看我，每个星期我还给他们打一次电话。我很意外，也很感谢老王，忽然觉得生活有了奔头。” 3月18日就要出所的熊某满脸幸福地说。
家住思南县城府后街的高某曾是王思友管教过的戒毒康复人员，至今还对王管教悉心照顾自己的情节记忆犹新。2010年10月，刚刚到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高某身体极度不适。为了帮助他渡过难关，老王除了每天和他谈心之外，还为他精心熬制姜汤给他洗脸、暖脚，在生理上、心理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他迅速戒掉了毒瘾。如今，高某和妻子从事电焊工作，每天收入200至300元，一家5口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
面对连亲人都远离的戒毒人员，王思友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帮戒毒病员打热水、买药品、买日用品、嘘寒问暖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坚持的工作，久而久之王思友成了戒毒病员心中的好父亲、好兄长。在王思友家中客厅的显要位置，至今仍摆放着戒毒人员感谢他用烟盒纸叠成的 “福”字和精巧的笔筒、烟灰缸。
“我无法相信王管教就这样走了，因为他昨天晚上还借手机给我和家人联系；我更不敢想象没有他日子，今后我怎么过。”戒毒病员蒲某激动地说。王管教走了，戒毒所的戒毒病员哭了，他们“你5元、我10元”地捐款300余元，委托戒毒所的领导为王管教买花圈、香烛、鞭炮，希望以此寄托失去“亲人”的哀思。
王思友走了，他走得是那么干净，没有带走一点荣誉和光环；他走得是那么严谨，在28年的监管工作中保持着“零过错、零违纪、零失误”的骄人纪录……
（通讯员 志远、佐斌、文莹、义军、兴云 记者 赵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