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

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小政府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实习生赵剑云 白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