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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四谈
2011-09-06 17:27:01      来源:湖南图书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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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栋 访谈者 易中天

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补结构”就是灵泛。

易中天教授的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可用“人在旅途”四个字来形容。6岁时他就离开了家乡,随父移居武汉。高中毕业后去了新疆。1978年,没读过一天大学的易中天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调往厦门,真可谓“走南闯北”。直到现在他还喜欢跑,差不多每年暑假都要和夫人一起外出“走一走”。去年夏天,他们夫妇先是到了云南丽江,到了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然后从中甸到拉萨,从拉萨到成都,最后到了新疆伊犁和拉那提大草原。他戏称这次旅行是“步步高升”又“节节败退”,因为开始时越走海拔越高,后来又从离海最远的地方回到海边。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江南古镇同里。后又两次到长沙。不这么跑,怕也写不出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的《读城记》。不过,外出的时间多了,在家写作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易教授的时间抓得很紧,极少应酬,也不怎么看电视,要看也是看小说。他喜欢读侦探小说,前些年几乎把学校图书馆里的“案子”都“破”了一遍。武侠小说也读,但偏爱古龙,不喜欢金庸。还喜欢京剧,而且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他的著作很多,拥有一大批读者。读了《双休刊》上朱汉民先生的《湖湘文化访谈》,易中天教授深有同感,亦有补充,遂有了这篇“访谈”。

记者:易教授,我注意到,从前年年初到现在,你已经出版了七部著作,累计有两百万字之多。这些著作,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影响很大,颇为畅销。你在《双休刊》上发表的谈城市文化的一系列文章,也很受读者欢迎。先问一句:您好像是湖南人吧?

答:我是湖南人,而且是“正宗”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湖南人,我自己则出生在长沙湘雅医院。不管是按祖籍算还是按出生地算,都是不打折扣的湖南人。顺便说一句,我太太祖籍湖南,所以我女儿也是湖南人,虽然她出生在武汉。

记者:做一个湖南人有什么感觉?

答:非常骄傲和自豪。前些日子,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翼明(也就是湖南名作家唐浩明的哥哥)应国台办的邀请来厦门开会,我去看他。我们是师兄弟,又是老乡,一说起“我们湖南人”,就都笑起来,自豪之感想遮掩都遮掩不住。湖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啊!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文化人,大陆的黄永玉,台湾的龙应台,美国的黄仁宇,便都是湖南人。(记者插话: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是湖南人。)“唯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句话并没有过时嘛!

记者:湖南人有什么特别呢?

答:个性强。毛泽东、朱镕基、龙应台、黄永玉,是不是都特有个性?我走的地方比较多,接触的人也多,发现湖南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往往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这个特点在湖南本土可能不一定很明显,湖南人成堆么!但在外地就很突出。这种“德性”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就来自朱汉民先生一再提到的那个“蛮”字。湖南人是不怕“蛮”的。就说那个龙应台,走到哪里,就把“旋风”刮到哪里,言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很有些蛮劲呐!湖南有句土话,叫“霸蛮”。又霸又蛮,这才能张扬个性。我很赞同朱汉民先生的看法,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那种柔靡、纤巧之风,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得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所以湖南人做起事来说起话来,不但坚韧不拔,而且痛快淋漓,往往一下子就把话说到了底,把事做到了位。你还在拐弯抹角咬文嚼字,他那里已经一把辣椒放了下去。

记者:你认为“霸蛮”是湖南人的特点?

答:是。“霸蛮”是湖南人的性格,也是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有一篇文章,叫《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通读下来,你会感到他说的就是“霸蛮”。陈独秀是安徽人,他不会说这两个字,但我们湖南人自己能体会出,是不是?你想吧,曾国藩一介儒生,从来就没打过仗的,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最后打出个“无湘不成军”来,是不是“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不向沙俄让寸分,是不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不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实际上,湖南人的许多性格,比如朱先生的访谈中提到的倔强、刚直、任勇、坚毅、豪侠、强悍,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总而言之曰“霸蛮”。“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霸蛮”。“霸蛮”不是霸道,不是野蛮,是坚韧不拔,是果敢刚毅,是不怕鬼,不信邪,是“打脱牙齿和血吞”,“不到长城非好汉”。

记者:那么,湖南人的这种“霸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答: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说过:“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曾即曾国藩,左即左宗棠,蔡即蔡松坡,黄即黄克强。至于鬻熊,则相传是楚人的祖先。也就是说,湖南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但主要彰显于近现代,并集中体现在曾左蔡黄(其实也包括毛泽东)这些先驱人物和领袖人物身上。近现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了进士,还要被称为“破天荒”(“破天荒”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刘蜕虽然破了天荒,但真正让国人对湖南刮目相看,还是在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这是一拨;谭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其实,早在道光年间,邵阳人魏源即已应林则徐之请,编成了被日本维新志士奉为至宝的50卷《海国图志》。日本人能够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应该说也有我们湖南人一份功劳。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这时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湖南人也就大显身手、脱颖而出了?

答:正是这样。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近现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当然,它的形成有一个长远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记者:请问在这个长远的过程中,起到较为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答: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这地方,古称“三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远离中原的“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湘省连遭战乱,人丁锐减,十室九空,于是有了大规模的两次移民,即民间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山民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因此他们都得“霸蛮”。不“霸蛮”,活不下去呀!

记者:你说的这种情况,其他省份也有。比如福建,古称“闽越”,广东,古称“南越”,也是山高路远,地老天荒,也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的通婚联姻,为什么“霸蛮”不是福建人、广东人的精神?

答:我想这恐怕就要归结为文化传统了。福建、广东和湖南的文化传统不同。从文脉上讲,湖湘文化继承的是楚文化的传统,而楚人是比较“霸蛮”的。楚人原本是“南蛮”,周人管他们叫“荆蛮”,因为他们远离中原。湖南就离得更远,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要算是“蛮中之蛮”。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更重要的是,自强不息的楚人居然并不以“荆蛮”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成为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他,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他。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不是说楚人主张民族分裂反对国家统一,而是认为要统一也该由我楚人来统。这种精神,可谓楚人共性,所以湖北人也很厉害,“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么!

记者:这倒真是不简单。

答:是不简单。如果你晓得方言是怎样发展的,就更会觉得不简单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使用的主要是中原雅言,即周王室的官话。只有胶东半岛说“齐东野语”(齐语)。南方这边,则有两大方言与之抗衡,即吴语和楚语。这也是两种现代南方方言吴语和湘语的祖宗(南方方言共六种,即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和楚语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越灭吴、楚灭越,它们曾经统一过。直到现在,吴语和湘语还不乏相同之处,比如都把“吃”念作“洽”,把“爷”念作“牙”。后来,“吴楚东南坼”,赣语像一把刀子从“吴头楚尾”的地方插了进来,吴语和湘语也就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北方方言也大举南下。“吴王”那边,宁镇“失守”(南京、镇江都说江淮官话);“楚王”这里,两湖“沦陷”(湖北和湖南北部都说西南官话)。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而且被粤语、赣语、客家话、北方方言团团围住。湘语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倒不是主张发展方言,反对普通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赞成讲普通话的。我自己平时就讲普通话,不讲湘语。湘语不利于交流。“长沙里手湘潭票,湘乡嗯啊做牛叫”,湖南人之间都不能对话,如何走向世界?但我们是在讨论文化问题,是不是?我不过是想通过这个现象透视湖南人的文化性格罢了。

记者:那么,你赞成“霸蛮”吗?

答:不能简单地说赞成还是不赞成。“霸蛮”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应该肯定的;“霸蛮”去做什么事情,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并不在于“霸蛮”不“霸蛮”,而在于“霸蛮”做什么,以及在做的过程中讲不讲科学、民主,讲不讲方法、策略。不讲科学的“霸蛮”是野蛮,不讲民主的“霸蛮”是霸道,不讲方法的“霸蛮”是愚蠢,不讲策略的“霸蛮”是鲁莽。这样的“霸蛮”就不可取。还有,如果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越“霸蛮”越糟糕。此其一。

记者:其二呢?

答:其二就是“霸蛮”本身也有问题。“霸蛮”者多气盛。气盛者多半刚勇、劲直、强悍,有情义有担当,一身傲骨敲起来铮铮地响,这是好的。但“气太盛”,则“多不能虚衷受益”(湘人皮锡瑞语)。脾气犟的人,一般不怎么虚心。

记者:愿闻其三。

答:其三就是光“霸蛮”也不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有的要“霸蛮”,有的就霸不得蛮。做生意就不能“霸蛮”。湖南人做生意过去是不太行的。德国人里希霍芬在19世纪末就说过:“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民谚也有云:“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究其所以,恐怕就因为湖南人蛮勇有余而灵活不足。这就常常会碰钉子。因此,以“霸蛮”为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有时也会对别人说:“莫霸蛮啰!”所谓“莫要霸蛮”,往往也就是要“灵泛”一点的意思。每一种文化精神其实都是要有“补结构”的。比如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就是一对“互补结构”,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也是。“霸蛮”的“补结构”就是灵泛。实际上湖南人当中,既不乏“霸蛮”的人,也不乏灵泛的人。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也从来就是既肯定又批评。有时候他们赞美“霸蛮”,有时候又欣赏灵泛。这也不奇怪。事物都有两重性,就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霸蛮”的反面是霸道、野蛮,灵泛的反面则是狡诈、油滑。所以,一个人太“霸蛮”固然不好,太灵泛就更不好。最好是把“霸蛮”和灵泛结合起来,骨子里“霸蛮”,行动时灵泛,或者精神上“霸蛮”,方法上灵泛,也就是“霸蛮为体,灵泛为用”吧!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湖南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

答: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湖南是有优势的。因为湖南文化遗产多,文化底子厚。但不宜抱残守缺、孤芳自赏。我们是湖南人,更首先是中国人,应该站在大中国的高度看文化。何况历史上不但有“唯楚有材”这句话,还有“楚材晋用”这句话。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建设新湖南,建设新文化,不“霸蛮”不行,一味地只晓得“霸蛮”怕也不行。我们可不可以更多学习一些兄弟省市人的长处?可不可以在“独立根性”的基础上再加“海纳百川”的气度?总之,我希望也相信湖南的文化会建设得更好。那时,我们这些身在外省的湘人,就可以更骄傲更自豪地说“我是湖南人”了。

〔出处〕 http://www.hnol.net

来源:湖南图书馆网 编辑:王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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