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出现少量资本“抽逃”实体经济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如何直面压力、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在4月2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办的“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美、德、法、日、韩和中国的制造业巨头，共同为中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问诊把脉。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中国制造”转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信号引起广泛关注，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新一轮制造业争夺战正在全球范围内打响。

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消费信心不足。必须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重塑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基石，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林左鸣说，欧美“再工业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机时代”，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欧美等国将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与会嘉宾认为，西方“再工业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中国快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国家庭的“去债务化”和欧洲政府的“去债务化”，无疑倒逼中国产能寻找新出路。

“这个新出路主要在国内。”与会嘉宾认为，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将创造中国最大的内需。

“另一个应变之策是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三一重工副董事长何真临说，近年来，三一重工收购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同时与奥地利帕尔菲格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迅速在国际并购中成为“全球机械巨人”。

对此，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投资额超过2300亿美元。“现在的海外市场是买方市场，预期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