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上海市中小学的校长代表在禁烟标志上标示自己的姓名。今年5月31日是第24个世界无烟日,口号是“烟草致命如水火无情,控烟履约可挽救生命”。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有禁无罚:“禁烟令”难以操作?

一些部门执法人员反映,卫生部的“禁烟令”,只规定了公共场所禁烟,却未规定任何处罚措施。

有的法律人士认为,缺少惩罚措施,会影响法律的威慑力,“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甚至没有成本”。

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效羽说:“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法律责任认定,要想发挥规范作用是很困难的。”

广州市26日对外通报控烟阶段总结,承认对于个人违法吸烟的执法,存在公众劝阻缺失和执法取证难问题,而当日主管部门的通报中也未见任何有人因违法吸烟被罚的信息。

事实上,广州控烟条例制订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包括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控烟管理体制,声势浩大。随后遭遇了公共场所“禁烟难”的尴尬。有人戏言“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公共场所禁烟,除了对消费者执行外,在烟草生产、销售、税收等环节还要有配套措施,‘禁烟令’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说。

烟草部门的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045亿多元,同比增加876亿多元,增长16.95%。

“吸烟危害”不敌“烟草利税”?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吸烟人数已超过3亿,遭受二手烟危害的非吸烟人群高达7.4亿,每年有120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

“吸烟危害”不可谓不深,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公众对此淡然处之,缺少了这巨大的社会力量,有关部门的单一执法显得力不从心。”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梁理文说。

他说,“禁烟难”问题涉及减少烟草需求与增加烟草供给的矛盾,由于烟草行业可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加上烟草行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控烟行动可能带来的“负效果”会削弱一些“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性。

也有专家认为,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问题才是“禁烟难”的深层次原因。梁理文说,“烟搭桥,酒开路”,在中国的社会习俗里,“拉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抽烟,递上一支烟,陌生人也能掏心窝子说话,而且在不少应酬场合,香烟更是不少人士“联络感情”的重要物品。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智平说,香烟文化已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积弊很深,非短时间可以消除。“而且一些时候吸烟者处于强势,比如在餐馆,顾客是店主的衣食父母,很难让顾客不吸烟。从根本上说,文明意识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是公共场所禁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邓智平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不仅表现为公共场所“禁烟难”。如“限塑令”已经实施多年,可是塑料袋这一白色垃圾仍然大行其道。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遵守法律是公共道德的下线而不是上线,法律不被遵守,大国崛起从何谈起?

来源：新华网 编辑：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