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籍小伙子张生来北京快3年了，他一直跟着父亲做装修的刷墙工作，一个月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在他眼中北京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喜欢和同伴们四处逛逛。父亲将来肯定是回安徽老家的，他却想留在北京。“我们这行做得好的，都在北京买房了。我现在就想把活儿做好，将来说不定能干上工头。”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怀着出来闯世界、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梦想。”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副组长王舟波说，但是他们怎么才能留下来，并且能够发展下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近1亿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728元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际，新生代农民工却难以分享由他们一手创造的物质文明。

相对于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北京的挣钱机会似乎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的高楼华厦，这个城市近2000万人口所能带来的发财梦，让那些没有吃过太多苦的新生代农民工充满了幻想。

和自己很多老乡选择南下不同，李华决定到北京“闯一闯”。他选择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因为听朋友说这一行很赚钱，而且说起来也“很时髦”。

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正处于僵持期的楼市，令中介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尽管如此，李华坚持说，“那些前辈，一旦成交，收入还是很诱人的。”然而，对新手李华来说，距离开单的日子似乎太过遥远，而和朋友租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每个月500元的房租却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来自全总的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北京西客站，全国日客流量最大的铁路客运站。像张生、李华一样，很多怀揣梦想的外来务工者从这里开启他们的首都生活。每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进这个城市，又散落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西客站首发的公交车上，他们成群结队，背着硕大的行李袋，开始了在陌生城市的长途跋涉。那些关于城市的理想，在不同的人生中，从此展开相似灵魂却又不同细节的故事。

赵小海在被城管追来追去的8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烧饼摊找到了固定的摊位。然而，繁华都市中最底层的人们，讨生活并非易事。为了方便拉运做生意的东西，赵小海花了2500元买了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但是，依照北京市的规定，这样的车辆是被拒绝上牌照的。尽管从赵小海的租住地到烧饼摊，他只需要经过一段不到50米的正规城市机动车道路，但这并没能让他逃过交警的执法检查。一个大雨的下午，赵小海刚拐上道路，城管和交警的联合执法中，他这辆没有牌照的三轮摩托车被查扣了。无奈之下，赵小海又花了2500元从正规市场购买了一辆新车，但是不久，这辆车也被查扣。

“我们在北京讨口饭很艰难啊！”赵小海感叹。

尽管闯荡北京并不容易，但采访中很多农民工却并未想过轻易离开。

赵小海代表了漂在北京的大部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他们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卖菜、送快递、泥瓦电工、售货、餐厅服务、打游击的各种小食摊，甚至，还有黑摩的。然而，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除了拥有比家乡更多的糊口机会之外，似乎也看不到更为踏实的未来。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城市生活充满了艰难、轻易而来的打击以及那些随时都存在的“看不起”。这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除了默默忍受，还有那些催生出来的顽强。繁华都市，再艰难的谋生，也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