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招频出

各地试点反响不一

公车改革，由来已久。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由此，陆续掀起公车改革浪潮。早在1997年，广东就开始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重庆等地试点。

在各地纷纷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中，最受争议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2008年4月，弓长岭区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除必须保留的执法车、作业车等，公车彻底取消。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消息一出，争议不断。不少人认为，所谓的车改成了官员的“变相加薪”。2009年7月25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实行一年多的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相比之下，杭州的公车改革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以及媒体的广泛赞誉。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车改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杭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明告诉记者，从车改开始的第一天开始，社会上的质疑之声就从未停止过，他因此将车改工作称作“自讨苦吃”。他透露，今年5月，第三轮车改即将启动，除公检法等部门外，其他所有市级机关都将不留公车、所有人员参加公车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市领导班子成员也一样没有公车可用了。”

据杭州市车改办统计，第一批车改单位的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32％，第二批单位则下降了30％。两年来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为3442万元。

类似的公车改革在其他地方也在陆续进行。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惠州的公车改革包括取消公车、发放交通费、经费包干、保留执法值勤用车、组建机关公务车队、拍卖公车、安置司机、特殊保障措施等8个步骤。截至目前，该市已组织公车拍卖会12场，竞卖成交车辆1176辆。改革涉及市直单位、大亚湾区、惠城区、惠阳区等的95个处级单位、21个乡镇（办事处）的1.2万多名公务人员，公车数量减少59％，公车经费开支总体水平下降22％。

中央发力

从“自选”走向“规定”

清华大学廉政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指出，现有的围绕公车管理模式的改革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革试点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觉状态，而不是强制性的，“谁改革谁吃亏”，越是主要领导干部，吃亏越大。二是所有试点改革都是改下不改上，带有不彻底性。他认为，未来的根本出路是通过全国统一步伐的改革，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建立新模式的公车改革必须且应当是“规定动作”，而不应是“自选动作”。他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

“对于公车改革，我认为只要开始就好，千万不要寄希望于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体系才去实施。”李成言认为，“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改变的是官员的观念。就拿‘小轿车’这个名称来说，在国外念‘car’，翻译过来就是‘小汽车’，但我们翻译成了‘小轿车’，这与历史有关。过去官员出门，武官骑马、文官坐轿。汽车引进以后首先是官员使用，所以翻译时就有了中国特色，加上了‘轿’字。这表明汽车成了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因此，必须首先扭转公车体制既得利益者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实物配给是一种落后的模式，代之以福利待遇市场化、货币化，规范职务消费，公车改革才会畅通无阻。”

“将公车问题首次纳入专项治理，以及最近两三年来的专项治理都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强调治本这一与以往大不同的思路变化，预示着围绕公务用车管理模式根本变革的改革将为期不远。这当然是解决公车问题的根本之道，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任建明乐观地预期。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