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松华倾向于从制度源头规避“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不少人依然习惯把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制度称为‘异地高考’，这是必须纠正的概念。这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从制度本身明确标准，即放开非户籍人口高考，究竟面向哪一类人群。”也正基于此，对学籍长短的认定可以成为区别“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关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指出，“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接受更高的教育”的政府表述中有三个关键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是孩子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首先在城市工作，孩子跟着过来并在这里接受了义务教育，以及拥有高中学历，而不是为了寻求低分洼地在高考前投机移民过来的。”

这种划分，也得到了不少随迁子女家长的认可。去年10月，由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5万多人签名的“高考民间方案”对于资格认定的表述为：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京、沪两地则将学籍要求延长为连续4年以上。同时，该方案特别针对“高考移民”的质疑，指出“只要严格执行学籍限制条件，即可防止高考移民”。

落实就地高考，根本在高招改革

时间节点明确后，对于随迁子女就地高考这个大范围触动城乡不同利益人群的两难命题，“门槛”高低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门槛”究竟如何设置，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政策效果？

“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全部放开，在现阶段内，‘门槛’是个必需的过渡选择。”在谈松华看来，“门槛”设置的因地制宜，要建立在确保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资源供给的基础上，“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两地小学阶段的非户籍人口已经分别占到其总数的46%、47%；初中阶段则占到了27%、30%。如果政策要放开，就意味着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加大量教育资源的准备，这样才不会进一步激发本地居民和非户籍学生的矛盾。”

熊丙奇则认为，合理“门槛”的设置需要综合协调随迁子女权利、本地学生利益、高考指标分配、城市承载能力等诸多方面。但在经历了这个过渡阶段后，如何酝酿整个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途径，“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考试权出发，是应该没有任何门槛的，作为我国公民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报考——这也是有网友认为现在的门槛太高的原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打破现行高考制度框架，实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我国高考之所以有户籍限制，主要原因是高考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各高校把指标分配到各省，因此各省才会提出户籍限制，如果取消这一制度，按户籍报考的规定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了。这是彻底实行‘就地高考’、推进高考公平的根本所在。”（记者邓晖）

实习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