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风”席卷中国，无论是高能耗聚集的工业城市还是正在向高端服务业转型的城市，低碳绿色环保已成为大多数中国城市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上海，早自2008年便被纳入WWF低碳项目试点城市，2040年规划竣工的崇明东滩，有望成为世界首个碳中和区域；南昌，这个预计2015年光伏产业收入将达600亿元的中部省会，正信心勃勃地向世界级光伏产业基地进军；而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心，现在全市路面上的5000多辆新能源车，已然标志特区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试验场”。
在低碳城市进程中，中国一直积极寻求与世界接轨。不过，国内低碳城市发展还与世界存在多少距离，中国式低碳城市之路又面临何种难题，如何向国际呈现自己的声音？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日报专访了“世界低碳城市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Low Carbon Cities）首任主席、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康飞宇教授。
低碳城市合作：民间舞台提供的可能性
康飞宇曾连续五届参与组织“中芬创新论坛”，在此之中，他与各国代表、专家学者研讨低碳城市与低碳技术话题，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在降低碳排放中付出的努力没有被广泛认可的尴尬境地。
基于二十余年新型碳材料、新能源、环保材料的专业研究，康飞宇试图寻找能够让中国在世界低碳领域发声的另一种方法，一种“民间”的路径：2011年，在芬兰西纳可集团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共同倡导下，世界低碳城市联盟在芬兰埃斯博市成立，康飞宇被选为“联盟”首任主席。
他指出了一条“政产学研资”结合的理想途径：学者描绘蓝图，城市选择方案，政府实施决策，企业则负责技术与资金投入。“在其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政府日常难以采用的办法”。
目前，联盟内部已经有40多个会员，其中包括各国企业、专家和政府代表。不过，康飞宇坦言，联盟的城市代表目前仅7个，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城市为代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审批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联盟通过对会员资质的限制，“过滤”了一部分“伪”低碳城市。
“中国碳排放的人均水平其实很低，仅相当于美国的1/4。在国内，我们依然有很多很好的低碳案例。”康飞宇希望，能通过民间方式，搭建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舞台，进而向国际社会唱出中国人的低碳声音。
目前，联盟每年在中国与欧洲都举办固定交流会议，重点推广中国在低碳技术、低碳企业和低碳城市进展上的经验。康飞宇举例，北欧地区以往很少使用LED，而LED在深圳和国内的普及已经十分成熟。在联盟的推介下，“芬兰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地从中国进口LED。”
中国低碳城市的光景与困惑
如今在国内，“低碳城市”并非一个新鲜名词。仅仅数年，低碳城市已经由一个最初的“时髦”概念，转变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共识。
2007年 9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这次讲话后来也被外界解读为拉开了中国“低碳”区域实践的帷幕。随后，2008年1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启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WWF 计划”），2010年，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分别启动所谓的“国家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NDRC 计划”）、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2010 年度工作要点”（“NSC计划”）。在三大计划推动下，中国低碳城市开始进入探索式发展轨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2010年，中国就有上百座城市提出“低碳城市”口号，其范围覆盖大陆所有省份。而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逾300座。
然而，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
早在2007年，河北保定市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虽然作为国内首个被冠以“低碳城市”称谓的城市，保定并没有出示严谨的低碳城市衡量指标体系。2010年，社科院发布中国首个低碳城市标准，该标准包含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共四大类、12个相对指标，吉林省吉林市成为首选样本。
不过，康飞宇认为，结合不同城市的特殊情况，各低碳城市的侧重点并不一致。“低碳城市不一定是整座城市的低碳，也可能是城市的某方面低碳。”这意味着，低碳城市的标准划分可能存在不同争议。
康飞宇指出：“中国目前有三类低碳城市，一种是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比如深圳；第二种如鄂尔多斯，是仍然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的城市；第三种则是正在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城市，以宜春、恩施等地为代表。”
在低碳城市进程的种种细节上，国内还面对着理想与事实的距离。
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在于碳价格，即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减排。但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减碳意味着付出各种成本。2013年6月18日，国内首个碳排放交易所在深圳试点。但康飞宇认为，碳交易的未来并不容易乐观。“深圳碳排放交易所的重点目前还在于技术和碳资产管理，而不是减排。”康飞宇说，国家目前没有制订碳排放交易的总体标准，碳交易的市场买者也很少。
即使在同一城市内部，低碳发展水平也会存在差异。据《深圳低碳发展报告2013》所测算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在全国抽样的31座城市中，只有深圳达到“低碳发展城市”水平。但是，康飞宇也指出：“深圳的水平并不平均。同样的产品，既能用非常低碳的方式来做，也可能存在非常‘高碳’的方式。”
欲成“主角”的付出与无奈
城市化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备受舆论争议。
“如果包括县城在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1%。要实现之前提出的70%目标，未来还将有3亿多人进城。”康飞宇说，城市历来是碳排放的重点，建设低碳城市无疑有利于减轻城市负担。
康飞宇介绍，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80%以上仍靠火电供给，其中又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中国太阳能、风能和水电供能都是世界第一，但占我们目前的能源比重太小。”康飞宇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保七争八”的经济增速，而不去约束能耗，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将达80亿吨标准煤，约占世界能耗一半。“即使现在实施节能减排，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2020年煤炭消费预计也会达到45亿吨。”
康飞宇梦想着有一天，中国能在低碳城市的世界舞台上唱“主角”。事实上，中国各地的低碳城市设计与实践也从未停止，在低碳化之路上，中国投入了巨大的决心与努力。但目前来看，中国低碳城市之路将并不轻松。
就国际层面而言，国内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鸿沟”使得低碳合作始终存在尴尬的不对等局面。“低碳本身就存在一种‘政治游戏’”，康飞宇说，“发达国家往往以低碳的名义，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
而在国内，低碳城市发展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保护主义”与“决策雷区”：高耗能企业往往是地方利税大户，每当“低碳”政策触及到这些企业生存问题的时候，地方政府都不得不三思而行。另外，产业升级所淘汰的旧企业安置和人员再就业问题，也影响着低碳产业推广进程。
“环保问题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康飞宇谈到，“比如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风电的基础其实已经完全具备。但很多风力设备并没有全部投入运营，因为一旦风电满负荷运行，当地大规模的火电企业皆生存堪忧。”另外，他还指出，在“低碳强令”下，一些企业可能会迫于压力向外地转移。在深圳，已经有一些企业向重庆、郑州等中西部城市流动。这种“外溢”现象只是转移了碳排放，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碳问题。
现在，他所在的“联盟”正在积极搭建国内与国际的低碳合作平台。但是他也无奈承认：“作为民间组织，联盟权力有限，并没有批评功能”。他指出，国内低碳城市化目前存在的一些深层矛盾，还有赖于企业、法人与公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一系列国家补贴举措以及强硬法律的推行。
“环保毕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没有政府力推，很难实施。”康飞宇举例，深圳国际低碳城提出在2020年实现包括低碳能源、低碳建筑等在内的5个100%目标，在外界看来可能过于理想化。不过，他认为，在政府的积极投入下，这些“100%”的目标基本都能得到实现。
“当然，深圳低碳城距最后建成可能还需要10年左右”，康飞宇最后强调，低碳城市建设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一漫长的理想，还有待时间付出与检验。
（实习记者 王昀）
实习编辑 黄金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