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习仲勋曾有过多次高度评价，其中一些话不乏传奇色彩。通常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毛泽东当面称赞‘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泽东第一次见习仲勋就赞其为‘娃娃主席’”等等，还有人写文章的题目就是“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贾巨川说，作为历史工作者，首先应该具有优秀的史德，景仰历史更应敬畏历史，传记作者的笔下，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使传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诉读者。“即使是为一个人著书立传，也决不能把传主推上神坛，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应超越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趋势、认识局限。”
他表示，毛泽东对习仲勋有过很高的、中肯的评价是确定的。他亲笔为习仲勋写过“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但其他的话有没有演绎的成分？这需要我们加以辨析。“‘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以及‘娃娃主席’的话，毛泽东说过没有？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献资料。习老自己曾发表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在详尽文字记述中也没有这样的话。他回忆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35年12月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听报告，当时两个人距离很远；而二人第一次长时间谈话，已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此这些话就值得商榷，不可人云亦云。假如主席曾经说过，那么习老自己应该记得最清楚，也会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而至于“让毛主席无比敬佩的习仲勋”的提法，就有些离谱了。在毛泽东面前习仲勋是学生，是晚辈，是领袖与地方干部的关系。而且以毛泽东的气质，让他“无比敬佩”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下级也不太可能。
贾巨川说，历史的真实要靠语言的平实来体现，没有见诸于历史文献的、没有亲自查阅考证的资料，都不应予采信。人常说史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写史就不能拿“生命”当儿戏。“我的资料和事实依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陕西省及甘、宁、青、新等省(区)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稿、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也包括发表在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印刷品上的各类消息、通讯、图片和言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也为资料的核实、选用提供了相应佐证。”
《习仲勋传》五大看点
《习仲勋传》(上卷)从1913年习仲勋出生写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36年。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作为关于习仲勋同志的第一本全面翔实的传记，该书面世后，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更在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曾为该书总结了五大看点：
一是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习仲勋21岁就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难时刻的正确决断，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典型的、颇能反映习仲勋领导才华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在讨论决定以后革命方针的陈家坡会议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而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习仲勋旗帜鲜明的主张，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对会议形成正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习仲勋是如何面对错误肃反的？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肃反主持人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习仲勋遭遇了不公正，但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些安排，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开辟红军西征新区，工作卓有成效。危难时刻见精神，习仲勋在这次肃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现，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崇高风范。
三是被错误肃反的习仲勋是如何获救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到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这个说法有误。首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其次，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第三，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其时，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更多了解肃反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
四是习仲勋是如何反对康生，直言反“左”的？
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在“左”倾大潮汹涌并且颇有来头之时，敢于倡言反对，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负责、奉献精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两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五是毛泽东为什么赞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