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日臻成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件之际，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思想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从而推动相关改革的进程。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十六大一方面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并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分别作了阐述；另一方面，强调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就文化的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部署。

可以说，十六大对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厘清长期以来困扰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求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十六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这与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认识密不可分。

一是中央对于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准确把握。

中央以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基础，明确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这主要包括：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指引，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因此，胡锦涛一再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强调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更加旺盛，文化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这种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更好地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期待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也就愈发体现出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日益成为“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新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以及愈演愈烈的知识经济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具有坚强的思想保证，使亿万人民始终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始终具有强大的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以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为考量，强调文化建设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正因如此，早在2006年胡锦涛就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要求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二是对于文化体制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求的不相适应性的充分认识。

正是由于对新形势下文化建设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可以说，新形势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以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充分认识为基本前提，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展开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央多次指出了我国现行文化体制的不足之处：

“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愈发凸显。“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一方面“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的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公有制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之外，造成“主体”缺位，也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

“文化发展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引人关注。“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

现行的文化体制也更加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和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不相适应。在新的传播手段加快发展面前，我们“还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在体制、结构和管理上反应很不敏感，在运用高新技术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上，还不能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抗衡”。

总之，改变这些不适应状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