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均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象泉河上游，相距不过百来公里，具有相当多的共同因素。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展开发掘工作，历时三年，发现并清理出了一批土坑墓和洞式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发掘

这两处墓地的发掘表明象泉河上游是象雄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阿里地区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丝绸、黄金面具、带柄铜镜、天珠等大都是西藏地区的首次发现，是考察象雄时期西藏西部的文化、经济、生活等情况的一手资料，尤其是被藏族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的发现具有极高的价值。

1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审会，评审委员会要从全国考古机构推荐的数十项最新考古发现中遴选出6项重要发现，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成功入围。此外，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也成功入选2014中国考古新发现。

故如甲木墓地

发掘出11座墓葬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我区阿里地区噶尔县，共发掘11座大小不等的墓葬，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其中8座象雄时期墓葬的年代距今有1800-1700年。

象雄时期的墓葬皆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发现完整的侧身屈肢葬式。大型墓葬深度都在5米以上，均为多人合葬，结构复杂，存在二次或多次开挖迹象，填土层内殉葬有人和动物。高规格的墓葬很多是用横木搭建墓顶和长方形箱式木棺。

墓内出土了丝织物、黄金面具、鎏金铜器、银器、铁器、陶器、料珠及大量人类和动物的骨骼等。根据文献记载推断，这一时期正是西藏西部象雄王国的强盛期，而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判断，该墓地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的贵族墓地。

吐蕃时期的墓葬均为小型石砌墓室，用石板封顶，侧身屈肢葬式保存非常完好，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料珠。在墓葬形制及丧葬习俗方面，基本沿袭了象雄时期的传统，也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吐蕃墓葬特征一致，说明了吐蕃在吞并象雄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得以延续。

曲踏墓地

首次发现天珠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距今1800年左右，随葬品种类十分丰富，该墓地很有可能是另一处象雄部族的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遗骨可以看出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的繁荣。

墓主周边摆放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带柄铜镜、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外来物品则反映出这一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收和融合的特征，这些丰富的随葬品为研究古代象雄部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这两处墓地年代相同、地域接近，包含了相当多的共同因素，包括形制相同的箱式木棺、黄金面具、丝织品、陶器、铜器、铁器、木器、料珠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应属于象雄时期的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其影响范围很可能扩展到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带。

此外，这两处墓地的发掘表明象泉河上游是象雄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阿里地区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两处墓地的发掘，尤其是黄金面具的使用、动物殉葬、动物图案的流行等，丝绸、黄金面具、带柄铜镜、天珠等大都是西藏地区的首次发现，是考察象雄时期西藏西部的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生活状况等情况的一手资料，尤其是被藏族视为神圣之物的天珠的发现具有极高的价值。

两处墓地的发掘

对象雄王国的考古有促进作用

2014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将这两处墓地合并为同一个项目，申报2014中国考古新发现并成功入围。

昨日，记者联系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仝涛，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发掘这两处墓地的项目便是由仝涛主持的。同时，他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审会议上的发言人，参加西藏考古工作有三年之久了。

仝涛告诉记者，这两处墓地的年代都为公元2-3世纪前后，这个时期正是象雄王国的强盛时期，这两处墓地的发掘对象雄王国的考古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之前，关于象雄时期的发现特别少，很多地方都是一片空白。通过这两年的考古发掘，把象雄时期的面貌基本呈现出来了。”

而对于这两处墓地的发掘价值，仝涛说道：“故如甲木墓地是迄今阿里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埋葬最为集中的墓葬群，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具有密切的关系；曲踏墓地是阿里地区在主动发掘中首次发现的洞式墓群，两处墓地地域接近、时代相同、文化面貌统一，而且形式完整、内容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两处墓地的发掘研究对建立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象雄文明研究的重大突破。”

“通过考察发现象泉河上游地区与邻近的尼泊尔地区、新疆南部地区、西北印度地区和中原地区都存在很广泛的文化联系，具有许多共性，同时也显示出来这个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丰富了对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的文明文化的认识，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在西藏西部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仝涛告诉记者。（记者 习淑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