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6月一个阴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杨广槐(音)一脸沮丧地陷在藤椅里，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在浙江， 越来越多像杨广槐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正在因“钱紧”而被迫接受高利贷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记者表示，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