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司起名“狗咬狗”

文字编辑的经历为摩尔成为一个出色的纪录片“编剧”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其对争议话题的敏感嗅觉和惊人的挖掘与取证能力，更使之顺势成为一个优秀新闻节目策划者和编导。从1994年开始，他便把这些天赋运用在了一系列名为《电视之国》的纪录片上。这是一个类似著名的《60分钟》的新闻杂志节目，谈论的也都是些主流品牌媒体避免触碰的题材，诸如商业公司的无情，罢工运动，人权问题，右翼政治家的软弱无能等。

摩尔的作品作为电影可能不一定都能卖座，但作为电视节目播放时收视率却是高得惊人，摩尔借助电视媒体批判“多数媒体以‘新闻’的名义编辑处理报道的不实”的同时，俨然成为誉满全球的媒体英雄，大家也真的开始称他为“hero”(英雄)。当然英雄也有走霉运的时候，有次他就因为给著名乐队“愤怒反抗机器”拍摄MV而被捕。但霉运反过来又能刺激其节目的收视率，这就是电视网络作为宣传媒介相较电影在当今环境里的巨大优势所在。

摩尔的纪录片的出色之处，往往在于新闻角度的“拍到了什么” (争议性和对多数观众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的题材选择，严谨周密的策划，灵活机智的爆料能力)，和其特有的幽默感所带来的娱乐功能，而非电影艺术范畴的“怎么拍”(他只是运用了一些广泛应用于电视节目制作、而早被现代电影制作淘汰的简单的蒙太奇剪辑手法)。为此，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亲口表示了对摩尔的蔑视。

但对摩尔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功利，更欢迎所有的争议。他一如既往地、出其不意地以摄影机“偷袭”他的批判对象，并且经常针对一些缺乏还击力的人，例如身不由己的企业雇员。在他的拍摄中，摄影机往往成为话语暴力的运作工具，摄影机和话筒就像枪一样，每每让摩尔跟面对权贵也不显气短。这种以暴制暴的咄咄逼人姿态带有强烈的侵犯意味，实际有违纪录片创作的道德原则。但摩尔有自己的理由，正如他把自己的公司名字起名为“Dog Eat Dog”(“狗咬狗”)一样。他自认为是这个时代里最具有“时代感”的影像制造狂人。

《华氏9·11》令美国总统布什十分尴尬。

缠上布什：出书嘲拍片骂

而这个“影像狂人”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最让美国政府当局头疼的电影人。他善于也喜于以嬉笑怒骂的手法及带有极端直接的批判倾向的纪录片引起广泛争议。这种苗头其实在最初的《罗杰与我》已经初见端倪了。可怜的通用汽车总裁罗杰·史密斯作为其作品的主角之一，在影片上映后被搞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而之后的几部纪录片，如《丑陋的事实》也都是在这个思路上延续，他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无情的商业公司，右翼政治家以及其他各种存在问题的社会现象。

真正让摩尔成为明星级导演还是2002年的一部《科伦拜恩的保龄》。影片试图探讨1999年4月20日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区的科伦拜恩高中，两名学生在举枪自尽前，造成1名老师和12名同学死亡的盲目枪杀事件的原因。家庭问题、愤怒情绪、电动玩具、好莱坞的恐怖或动作片、惊世骇俗的摇滚明星玛丽莲·曼森等表面诱因被一一否定之后，影片还组织了大量数据、资料，现场演示、访问来表明事件背后诸多现象的无稽与不合理：诸如在美国买枪和子弹之容易，私人持枪“只为自卫”这个理由之荒诞等等，进而将批判矛头指向全美步枪协会与美国新闻媒体。该片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不仅在美国创造了1290万美元的纪录片票房纪录，更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甚至被国际纪录片协会评选为史上最佳纪录片。

在2004戛纳电影节上捧得金棕榈大奖的《华氏9·11》，则是《科伦拜恩的保龄》的一次升级演绎版。纪录片延续了他在2002年的畅销书《愚蠢的白人》里对现任总统布什内政和外交能力及政策的辛辣批判，更将对美国乃至全球造成极大恶劣影响的“9·11”事件的罪魁祸首锁定为可怜的总统布什先生。这部极具杀伤力的作品，意图清晰尖锐，从2000年布什就职那天其乘坐的轿车上被扔鸡蛋；到布什在闻听“9·11”灾难发生时的不知所措；乃至布什家族与拉丹家族的长期而密切的政经关系的揭露……影像证据确凿，用摩尔的话说，影片的主题就是“乔治·沃克·布什应该下台”。

《科伦拜恩的保龄》和《华氏9·11》表明：没有什么东西是摩尔不敢拍和不敢做的，为了达到他要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我这个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迈克尔摩尔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