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最近在一次发人深省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用以下三大原则表达了自己的分析：“经济机会应当尽可能广泛、均等地分布；经济结果不需要均等分配，但应当与每个人对经济的贡献挂钩；人们应当获得一些保障，以应对最不利的经济结果，特别是那些主要源自不可控事件的经济结果。”

问题在于这些原则现在如何实施。随着不平等现象加剧，这已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于是伯南克指出，过去三十年间的收入分配似乎是不平等的：“以实际价值计算，在1979年至2006年间，位于收入分配中位数（50百分位）的人，其收入增长了约11.5%；而同一时期内，处于第10百分位的人薪资仅上涨4%，而90百分位的人薪资增长了34%。”

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位于收入分配区间高端者的增幅尤其巨大。此外，企业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升幅也非常显著。

这些证据提出了三大问题：这是真实的吗？什么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如果可以，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

第一个问题比很多人假定的要更为明显。比如华盛顿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就认为，由于税则变更和边际税率的降低，基于所得税进行的研究已基本没有意义。** 同样，企业利润占GDP比例大幅上升之前，它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历了同样的大幅下降。看起来，工资占GDP的比例并未出现长期的趋势性下降。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伯南克提到了三个标准假设：向技能倾斜的科技变革；有利于最优秀人才的“赢者通吃”市场；还有就是全球化。相应地，最后一点还包括贸易、移民，以及“聪明玩家”在全球化资本市场上获得的回报。

伯南克自己得出标准的（而且我认为基本正确的)结论：“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肯定，它没有注重技能的科技变革那么突出。”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长期以来一直言之成理的观点。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戴维斯分校的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近日的一篇论文也支持了这一点。

芬斯特拉教授指出，美国制造业非生产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的相对工资一直在增长(见图表)。在上世纪80年代，这类人员的就业率也曾增长，虽然到了90年代不那么显著。有趣的是，在墨西哥也可以发现一模一样的现象：非生产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率均有增长。

标准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同时增长的现象。按正常理论，在墨西哥，应该是较低技能生产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应该下降。(墨西哥较低技能生产工人的数量相对庞大一些。)这表明，科技变革的解释较为可信。但芬斯特拉教授指出，生产价值链上各项任务专业化的新机会，可能会加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在较富裕和较贫穷的贸易伙伴中都是如此。但他的经验证据仍表明，科技的作用更大。生产率也仍然更加重要，长期而言它是决定实际薪资的首要因素。在这方面，几乎可以肯定开放对经济增长做出最大的贡献。

如果可以，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乍一看，如果某人持有伯南克的三项原则，他就不会为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趋势担心。但那样的态度错了，理由有二：首先，不平等加剧导致机会均等程度下降；第二，它还导致人们失业成本更昂贵，更招人反对，因此也更被抵制。

可能令人惊讶的一点是，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和英国，两代人间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要小于北欧国家，甚至小于德国****。一个看似可信的解释是，父母相对贫穷，波及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于是，加剧的不平等直接破坏了伯南克第一个原则的作用。同样的，商业环境竞争越激烈，并且企业和国内工人之间的认同程度越小，企业就越不能或不愿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在一个大部分社会保险历来都由雇主提供的国家，员工失业和企业倒闭带来的损害尤其具有杀伤力。于是，作为一种抵制市场的“政治正确”形式，保护主义登场了。

出于这两点原因。目前的有关进展对伯南克三大原则的存在构成了威胁。我想可能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坚持强调人们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我预计，目前的美国政府将是这波保守浪潮的高峰标志。另一种方式是创建一个不破坏激励机制的支援系统。这个系统必须包含至少两大要素：对弱势人群提供更多的教育资助——最好来自私人领域——和普遍的医疗保障。左翼人士还会想要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对低收入人群更慷慨的补贴。

我不是说美国应当实行欧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干涉主义政策。但若不提供更多政府买单的服务，美国可能将无法维持一个动力十足、面向全球和社会流动性良好的社会。这可能看起来是个悖论，但实际不是。

* 经济福利的水平与分配(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2007年2月6日；

**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真的加剧了吗？(Has US Income Inequality Really Increased?), 《政策分析》第586页，www.cato.org；

*** 全球化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abor)，2007年2月8日，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fzfeens/

**** 乔布莱登(Jo Blanden)及其他人，欧洲和北美的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2005年4月，www.suttontrust.com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Martin 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