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各种概念满天飞。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印度政治家拉梅什则想到了“中印度”(Chindia)的说法。当然，更早一点的，还有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

　　大帽子林林总总、也颇多争议，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点，那就是其中都包含有中国。如果说上述几个概念都肯定了中国崛起，也肯定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力，对中国是以“捧”为主，那么最新出现的“中德国”(Chermany)概念，可就不那么好了，和“骂”中国颇有关系了。

　　中国和德国，相隔万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各异，关系不算太好，也算不上太差。怎么就联成一体了？

　　在创造了“中德国”一词的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眼中，中德两国虽然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点：第一，两国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第二，两国储蓄率都偏高。第三，两国都拥有巨大顺差。

　　一言以蔽之，中德都是出口大国和顺差国，“中德国”概念不过就是顺差国的代名词。在美国等国以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施压的同时，德国也因出口强劲在欧盟内部遭遇指责。仔细看对中德施压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国。

　　有鉴于此，德国《商报》曾刊文感慨说，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中德国”经常遭受贸易伙伴的批评，他们被批评扩大内需不够，没有促进所在经济区复苏——中国对应的是美国，德国对应自然是欧洲。因此，“这两个国家受到不同方式的规劝，他们应该增加出口成本——对中国而言，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德国来说，应该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

　　出口多了受指责，看来倒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前有日本之鉴，今有德国为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讨厌鬼！你努力工作，你储蓄，你制造商品卖出去赚钱。大家都很高兴，然后，你的顾客——愚蠢的挥霍者破产了。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指责你。”

　　很不幸，中国和德国现在就成了“讨厌鬼”，按照沃尔夫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中国需要为美国赤字负责，德国则需要为希腊等国的危机承担责任，而且，在当前顺差国和逆差国的“战斗”中，顺差国最不可能获胜。因为，“欧元区分崩离析对德国制造业非常不利，美国诉诸保护主义对中国也十分不利。”

　　中德似乎成了当前世界新危机的罪魁祸首。于是也难怪在最近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言论说，有美国议员就公开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操纵，是中国经济每年10%的高速增长以及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的“根源”。换言之，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主要应归咎于中国。

　　这种可笑的逻辑，实在不值一驳。就像一个挥霍者，因为举债过多陷入危机，不反省自己，反而倒打一耙，指责借钱给他的人不负责任，让他陷入危机。

　　也难怪，对于沃尔夫等人的指控，有德国媒体就嘲讽说，在欧洲的狂欢宴会中，德国为法国和南欧国家担负了“厨师和服务员”的角色，后者长期享受德国提供的美味佳肴，但到付账时却没钱埋单，因为他们破产了。

　　“中德国”概念的背后，不过是一些逆差国对顺差国的红眼病，并希望以此高举大棒，逼迫顺差国自我打压，让对方从中得利。沃尔夫就扬言，在消除逆差的过程中，逆差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也是天经地义的。

　　贸易平衡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将自身问题归咎到别国头上，同时为保护主义寻找理论支持，未免太强词夺理。中国人讲究“三省吾身”，每个犯错的人，其实更应该多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也难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要载文棒喝：“希腊和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德两国造成的，中德两国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希腊和美国犯了错误，它们必须自己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