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公私合营伙伴计划（PPP）能否最终降低财政成本、提高社会福利，关键取决于市场主体是否享有充分的监督权利。而在我国，这一点恰恰是相当欠缺的。
鲁政委告诉中国日报网，PPP模式词汇似乎是新的，但其实在我国其实早已应用。比如，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发布的《公私合营手册》就是以横跨上海黄浦江的一座大桥为封面的，国内见诸最广的PPP机制则莫过于有民间投资参与的收费高速公路建设、运营；而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中，也多处进一步打开了未来运用PPP的广阔空间。
全会指出：在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要“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方面，“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鲁政委认为，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等，其实都属于PPP可能参与的范围。
鲁政委向中国日报网表示，衡量PPP机制成功与否，可以从财政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来看。从财政角度，主要是看PPP机制是否能降低财政的支出负担？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主要是看PPP机制是否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从是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负担的角度，无论是政府付费还是使用者付费模式，都无疑能够降低“当期”政府支出和政府负债率；但是，如果是政府付费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反正钱总是要出的，差别只是一次总付还是分期付款），则最终能否降低财政支出负担就取决于PPP运营效率是否更高？
从能否提高社会福利的角度，关键也是在PPP与完全由政府提供两种模式之间，成本孰高孰低、服务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归根结底，也要取决于 PPP的运营效率是否更高？
那么，什么才是保证PPP营运效率的关键呢？鲁政委认为，关键是要让每个消费这种服务的主体，都能够享有监督权利，而这一点，在我国恰恰还是非常薄弱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何旖旎 涂恬 编辑：王思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