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2005年8月23日，在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于北京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上发表致辞，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赵启正指出，中日之间的发展有可能在十年内出现明显改善。

以下是演讲全文：

尊敬的工藤泰志先生、福川伸次先生、白石隆先生，尊敬的陈昊苏先生、朱灵先生、徐先生。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的参加今天的论坛，最近中日之间论坛很多，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各个论坛无论是讨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但主题都是中日关系，目的都是改善关系，增进友好。

今天的中日关系到底怎么了？从中国方面说，在几年前也没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我想，在日本方面也是这样的。对于今天我们存在的困难，刚才日本方面诸位先生说的很清楚了。

我最近两次到日本，也和日本的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和我私人的朋友，广泛、真诚地交流。当然，中国方面每天都在交流。那么对于“政冷经热”这个现象怎么看，也并不一致。大家说不必着急，中日之间互相有需要，经济能保持热就可以。领导人很忧虑说，这样长期下去必然使经热也受到破坏。

我的想法是，至少“政冷”会使我们的经济不能达到应该的高度。如果不存在“政冷”，今天中日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达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水平。因为中日间需求的潜力很大，特别是中国方面，有许多重大项目、工程已经列入发展规划。日本的产品质量较高，并且也适合在中国建设。但是都没有能够很简单和顺利的决定下来，这显然是受到“政冷”的影响。

困难，刚才日本诸位都列举了。我想谈谈希望。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也是乐观主义者。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发展，还是有可能像大家所预期的，在十年内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十年后在这里或者在东京，我们将总结十年这个论坛所做的贡献。

我有这样几个理由认为中日关系还是很有希望在十年内或更短的时间内改善的。中日友好的历史，完全有据可查的有2000多年，不友好的历史大约是50年，就是1894到1945，战后60年总体来说，应当是友好的。所以以史为鉴，我们不妨将2000多年和战后60年都包括进去。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国务院的信息办公室就在日本举行了一个战后60年的中日友好照片展，受到日本方面的欢迎，我也很受感动，留言册上写的都是友好的话。

中日文化的接近除了韩国以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较。我到东京，在看茶道的时候，他们说向美国人介绍茶道几十年也没有什么收获，但中国人进来闻到茶香就有了共同感觉。歌舞剧、京剧，中日的都是互通的，书法更是完全一致。这样的背景很坚实，文化的理解是政治的理解和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础。这是我们独特的两国关系。

从经济来说，这种互相的需求已经是现实，是互补的关系。前年，中日之间贸易总额如果不包括香港的话，是1300亿美元，去年是1600亿美元，今年中日双方都认为会超过1900亿美元。在整个全球上，相互贸易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据说只有五对到十对，而我们这个额度几乎是全球第一。比起欧洲和美国来差距都是1％，去年欧盟和美国超过中日贸易的只有1％，所以这并不令人十分沮丧。

以往我们忽略中日还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安全和和平的需求。我完全确认日本人民是非常拥护和平的。中国人更是如此，因为近百年来受到战争和受到欺凌，对于和平的祈求是从内心的。特别是在恐怖主义泛滥或猖獗的情况下，双方对恐怖主义的防范是共同的需求。所以在经济需求之外，在安全和和平需求方面，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些共同的话题。

第四个有利条件，就是中日间民间的朋友更多。我也有许多美国朋友，但是说起来称名道姓，能够拍肩膀的还是日本的朋友多，这种沟通很有好处。美国兰德公司的总裁对我说，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但是由于美国人绝大多数是欧洲的移民，他们的语言也相同，所以民间学者朋友很多。民间的沟通对政府之间减少摩擦和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联想到中日之间也有这样的优势。在中国今年3月4月发生涉日游行之后，中国很多前驻日大使，都到各处演说，对于青少年如何正确的观察中日关系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这种论坛也可以认为是民间人士在起主要作用，虽然很多人原来是官方的背景。

刚才我看了主办单位的联合调查，这个调查好像是统计了约一万人，问题很多。民意调查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如问题的选择、问题的定义、调查的人数等等都会引起很多误差。即使是同样的问题，每个月的调查都在变化，因为舆论本身都在变化。

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定义不是很清楚或者是缺少一些解释，可能带来一些误差。比如，对双方特别是对日本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军国主义国家，还是大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还是和平主义”等等，但是就忘了问是不是“社会主义”，也许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了。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美国一些重要人物在十年前就多次问过我，中国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明确地回答，中国是社会主义，并且中国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还不相同，的确是中国特色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问日本方面，这可能是一个马虎。

刚才白石隆先生谈到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定义在中国和日本也有很多不同，并且和经济全球化等都有一些模糊。所以，下次调查把定义明确化一些，也许更好。但是我并不否定这次调查的意义，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说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日本的厌中情绪和中国的厌日情绪都很严重，这是我们不希望的。

上周日本著名电视时政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先生在上海和北京都见了很多中国朋友，他对我说，他直接的感觉没有舆论上反映的那样严重。我这次到日本去，从留言录上看，也没有感觉这么严重。比如说调查当中有一个问题，问中国人“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如何？”，问日本人“你对中国的媒体报道如何？”其实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日文，大多数日本人也不认识中文，他的印象还是从本国媒体得来的。所以本国媒体如何报道十分重要。

在我讲话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一提对媒体的希望。在全球卫星电视普及的情况下，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信息使国家的距离变小了，互相的理解应该是增强了，但是由于媒体选择题目的片面性，会把某些问题放大，会把某些问题掩饰或者是会发生某些歧变。

2002年沈阳的领事馆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的回答是，日本电视台每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播出一次，沈阳领事馆门前中国武警战士拦住朝鲜闯入妇女的镜头，并且孩子在哭泣，把声音放大，并且说中国人侵犯了日本的领土。我的回答是，9·11之后，中国武警战士受到反恐的教育，不知道闯入者是何人，不懂日文，他们只知道阻拦闯入者。我觉得应该向中国武警战士致敬而不应该指责他们，我的说法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支持。

又如“中国足球场”的表现，球迷当中一些人是极端的人，再把中日关系加进去，他们的行为就有一些不妥。这些事情中国政府在教育，在处理，但是他们的镜头却没有播送教育和制止的内容。

白石隆先生说十年以后还开这样的会，每年也要开这样的会，十年以后有总结会，我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头脑保持灵活，到时候庆祝我们这十年大家共同的努力。谢谢各位！

工藤泰志先生说十年以后还开这样的会，每年也要开这样的会，十年以后有总结会，我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头脑保持灵活，到时候庆祝我们这十年大家共同的努力。谢谢各位！

（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