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中日关系新年伊始便有耐人寻味的互动。先是安倍首相在出访欧洲四国的时候,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引发中方不满,并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表明严重关切。其后,温家宝总理与安倍首相在菲律宾宿务东盟10+3会议上进行了会谈。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了发展中日关系需要克服困难和问题的意愿。中日双方并就两国首脑年内互访达成了一致。
中日并列而为世界大国的时代来临,必然导致两国关系出现这种阴晴相间的气象。问题是,如何才能像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那样,克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两国关系保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亚洲发生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个是中国经济、亚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分工合作的机制之上,是开放型的发展。亚洲除了朝鲜以外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转型,转向开放的、合作的经济发展形态。今天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际上都已经转向分工合作的发展形态。过去谁也没有想到2004年中国会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日资企业在中国雇佣的中国雇员会超过1000万人。中日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第三个就是中日一边走向开放合作的经济,但同时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却比以前更加突出了。
中国在变化,日本在变化,亚洲也在变化。过去,我们对今天的变化有很多没有预测到,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今天中日应该对未来认真地做一些工作,看能不能谋求一个能够共同享受的、共同拥有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亚洲各国今后应该谋求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应该一起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亚洲,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能够互相共有的亚洲未来蓝图;第二个问题,是要找出中日共通的问题,共通的课题;第三个问题,是一起来创造一些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些合作机制来促进中日能有一个共享的未来。
要讨论未来,首先就需要有想像力。这个想像力不是科幻小说的想像力,也不是武侠小说的想像力,而是对未来能负起高度责任的想像力,充满智慧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的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对变化的认识。我们常常觉得现实如果和我们过去的认识不一样,那肯定是现实错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变化的现实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有负责任的想像力。
讨论未来所需要的第二个要素是思维模式的转换,即需要形成积极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消极的思维模式。积极的思维模式就是能够把问题变成课题,能够把课题变成合作契机,能够把合作契机变成合作机制这样的思维模式。
第三个要素是激情和行动。你找到了问题,找到了课题就要行动起来,要把问题变成合作的契机和机制。
最后,我们要思考,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共通的问题有很多,环境的、能源的、安全保障的等等非常之多,但是最根本的共通问题是互相信赖。我们互相不信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历史的问题,过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中日互相不信任的根源。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迅猛的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中日之间,给亚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感。但是紧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紧张。
我们可以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定理是反馈原理。一个系统要让它安定运行下去必须有反馈系统。反馈有两种,一种是叫正反馈,一种叫负反馈。系统在运行中不断会受到周围信号的干扰,正反馈的作用是把这些干扰信号放大到无限大,让这个系统崩溃。负反馈的作用是把这些信号缩小到最小,让它不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
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怎么样消灭正反馈,建立有效的负反馈。如果把中日的信赖关系比喻成一个系统,为了维护中日信赖关系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需要营建负反馈,消灭正反馈,或者是排除正反馈,来保证中日之间的互相信赖,来营造中日之间的互相信赖。如果中日有互相信赖的话,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来源:《环球》杂志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