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下午14时，由中国记协、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华新闻传媒网联合主办的长江韬奋奖获奖者系列访谈邀请到了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部副主任刘畅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中华新闻传媒网对访谈进行了直播。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刘畅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山西繁峙矿难报道与记者的良心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刘畅回答网友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刘畅”这个名字被社会大众广泛熟悉，是因为在令世人震惊的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11名记者在报道过程中收受贿赂、隐瞒事实。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畅却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事实的真相，为案件突破提供了宝贵线索,体现了一名记者高尚的职业操守。2003年10月，刘畅因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4年9月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
[刘畅]当时接到线索以后，没有任何方面的禁止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我和当时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联系，去的时候《中国青年报》除了我还有一位摄影记者。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提供线索的当地司机打出了不要出声的手势，我们就到了路边店后面的小屋里，为了能够更多的证实这件事情，我们就同意了他再找几个相关的知情人，于是我们就在加油站门口见面。这四个人里面有幸存者、目击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当时我们采访这四个人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问我：你们是真记者吗？我们不想见到假记者。曾经有过一些记者利用见遇难者亲属的机会向矿主施压，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确实是让我们记者非常蒙羞的行为。
记者首先是要学会置疑，当天晚上我拿到了一个遇难者家属的死亡名单。我的意识里想，既然是一次被隐瞒的矿难，政府又是怎么说的呢。当时公安部很重视这件事情，他们也接到了举报，想要到山西来。随后，山西省公安厅还嘱咐我随时电话联系。我又给所有各方打电话，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当地的领导跟我说，只是一个小的事故，并没有发生矿难。但是随后，遇难者的家属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仍然在向我求救，希望我能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主持人]这个是否会影响到您的人身安全呢？
[刘畅]曾经有人跟我提醒过，但是我对中国社会是抱有信心的，无论发生什么危险，我们都要一起面对。后来，以前控制这些遇难者家属的打手全跑了，但是还没有人管这些遇难者的家属吃饭。当时我问一个四岁小孩：你爸爸呢？他说：我爸爸死了。当时我感觉太悲惨了，作为记者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让世界更加清晰的知道这一切。
山西繁峙矿难其实就是一次考验场，就是考验记者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的地方。我首先很感谢《中国青年报》能够给我提供一种报道方式，就是一种超然独立和廉洁不贪的品格，保持相对独立的一种工作方式。
我们其实也曾经被某些人请到宾馆等地方吃饭的机会，但是我们都跑掉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和社会有一定的责任，对很多的人群也有一种道义责任。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种稍微独立的工作方式和清醒的认识。另外在个人的品质和工作精神上也确实有一个廉洁不贪的品质。因为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这么坚持，如果其他的新闻工作者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会让更多的人对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一定的置疑。
其实我们发回的报道和后来的评奖也让我感到比较意外。有一个评委说，之所以你能够被评上，是因为你的“还原能力”。一般的记者只会写见闻，而你的文章是对事情真相的还原，这种还原是我们记者应该做的。它会告诉后人当时发生了什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大的责任把它完成好。
[主持人]当时您打算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和其他前面几位记者同样的诱惑，比如金元宝事件等等。
[刘畅]当采访到了非常真实的情况以后，可能当地会有人找你。当然，我当时想的是绝不能给对方机会，也不能给自己机会，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我其实有一种歉疚，就是在我们长达一年多的追问真相里也有一种对同行的追问，这对新闻界来说是一个丑闻，而且影响也比较大。
可能有的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拿红包，但是在山西繁峙矿难这种非常严重的灾情之下居然还有人这么干，非常的令人深思。在后来的报道追踪里，我也经受了这些煎熬。比如说我如何面对我的同行，可能有的人认为新闻媒体是可以互相揭露同行之间的偏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一旦发生丑闻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也非常的忧虑。我很看重记者的职业操守，我也希望老百姓能够看到记者好的一面，记者应该成为让人尊敬的行业。
虽然当时整个记者行业受到了一定的置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对记者在国家、社会、普通百姓心中的形象是有好处的。开展三项教育增加职业道德感对记者来说是有好处的。
记者有对社会的责任，记者这个行业应该是被人们尊敬的。由于这件事情获得了一等奖，我确实心里也感到特别的沉重，即便是在事情过去了五年以后，我的心情还是沉重的。
做舆论监督的记者没有生命危险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嘉宾与主持人交流。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您做过大量的调查性报道，繁峙矿难系列报道只是其中之一。让您难忘的报道还有哪次呢？
[刘畅]其实在和平时期记者也要经历一定的风险，比如说有的时候被威胁，没有人保证你的安全等等。我觉得在中国做舆论监督的记者，我非常负责任的说，并没有生命危险。因为中国的社会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媒体大部分都是党政机关办报，《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成了党政声音的延伸。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常常被认为是中央的声音。
我不愿意把这个舆论监督说得很悲情，其实在中国做舆论监督我们有一种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中国现在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逐渐的有了舆论的力量。我们如实的报道事情是能够引起社会各方重视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信心。另外，在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的采访中，记者在逐渐的寻找自己的职业价值，不管是矿难、火灾等等情况。即便是面临死亡的危险，记者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还在报道，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还在守望。这就体现了记者对社会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记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把自己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在从业中得到升华是最重要的。
我的同事很多人去过西藏，采访过登山活动，大部分都是跟着团队和科考队去的，整个的路线、装备等等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一切都不需要自己担心。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报》派我只身一人前往珠穆朗玛峰地区采访韩国登山队攀登珠峰遇险的事情，当时有一种生命边缘的感觉，意识里就开始出现自己亲人的影子，也开始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包括一些很鲜明的往事。很快就感觉到意识开始有点问题了，等到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醒来的时候，又有了一种还活着的惊喜。
记者现在其实是占据了目前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优势，你现在不是记者本身一个人，你代表的是一个媒体，一个背后有党政部门支持的非常强大的新闻机构。在这样情况下，我自己一般不希望同行们过分的渲染记者担负的风险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记者还是受到了一定的社会保护的，因为你的社会身份还是会比较让人羡慕的。
理想主义 + 简单纯净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嘉宾与主持人合影。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现在有些人感觉记者谈理想主义是不是太虚了？
[刘畅]记者为什么还要强调理想色彩呢？我说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有两方面的精神来源。一方面是文人办报的传统，我们是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家”和“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非常深厚的传统的土壤里，对国家深厚的这种感情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抱有这种追求，就是希望国家更加进步、社会更加美好，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我们是带有传统情怀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以新闻来贡献社会的记者。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工作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服务国家和人民。这两方面决定了我们应该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有精神追求的新闻职业者。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们会经历一些非常的场面。比如说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淮河洪水，内蒙古雪灾以及密云踩踏事件等等。作为记者要勇敢无畏的冲到最前面去，除了勇敢之外，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职业意识，这种职业意识就是一种历史感。尤其是在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比如说2003年的非典，我们要记录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记者来告诉后人的，因为后来的人在看历史的时候，如果没有记者在记录历史，这段历史是需要重写的。
２００３年我连续的追踪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的发病情况，我试图在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实事上，这篇报道公布之后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压力。我觉得在中国有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说一点压力也没有并不真实，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在别人看似特别敏感的题材，我们没有任何的压力。我们记者只要如实的报道事实，应该会获得大家的理解。
在采访河北白沟苯中毒的打工妹的时候，我是和她们一起流泪的。在很多很多这样的采访里，记者会有一种普遍的良知，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在你落笔的时候，你要牢记自己身上的责任，不能太感情用事了，落笔的时候要知道公众想知道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是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追求着这方面的境界，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让公众去做评价和判断，我们不能误导公众，这是我们记者的职责责任。
平衡是一种采访手段和方式，你要给所有的人说话的机会。“平衡”就是无偏见，也就是要尽量的客观。有人曾经反驳过我：你能保证你的每篇报道都是客观理性的吗？客观和理性既然是一种职业追求，他就是我们的职业理想状态，可能我们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们不能用难以达到来否定它。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原则放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要达到客观、理性、具有公信力等等。
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反思。在某一篇报道里，我更多的是反省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一种自省的精神，自己能够反省自己，这样对我们记者更好的从事这个职业有好处。
记者要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来书写大社会的主题。所以新闻记者要心里装着社会生活不太好的人，装着容易被人忽视的这么一群人，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多了一份惦记，甚至是一份煎熬，我们希望生活不太好的人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我总是在告诉自己要简单起来、纯净起来、善良起来，这样反而让我的心灵获得了一份温暖，你会感觉自己简单起来、纯净起来、善良起来是那样的美好。我没有觉得多了一份沉重，虽然心里沉甸甸的，但是也让我的人生多了一种丰厚的感情和经历。“简单起来、纯净起来”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外界事物的扑朔和复杂，我们是能够突破它和战胜它的。
中国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前景光明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主持人代表网友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早期的调查性报道和现在的调查性报道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调查性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刘畅]我们会发现社会对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这个情况下，我对舆论监督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过去一路走来，我们会逐渐的总结自己的经验，比如说采访方式、客观理性追求和平衡的实现方式等等。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坚持用守望者的情怀更好的用调查性报道来服务社会。
80年代的一些报道，带有一些思想启蒙色彩，往往追求写思想先锋。90年代以后，尤其是1992年开始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问题开始层出不穷。比如拆迁占地、艾滋病等问题的出现。在这个时期记者是体现了一种守望的精神出来，在国家、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记者在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和守望，他揭示问题也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快速。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履行守望责任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应该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理性的探讨改革路径方面还做得很不够，所以我希望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能够更成熟起来，能够以更敏锐的思想来观察社会，以更宽厚的胸怀来看待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了“正负效应原则”。如果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来说，这个报道如果影响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首先，我们应该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最主要的出发点，如果某个问题会对社会产生恐慌，我们要减少这方面的影响。有些恐慌会来自于我们不太客观的写作方式而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写作方式如果更好一点，报道再好一点，可能就会更好了。
好记者是天生的，一方面他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他要对公平正义有追求、有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般的记者到突发事件现场可能就写见闻和处置情况，当然调查性记者要发现背后被遮蔽的事实真相，和它所带来的一些普遍的社会问题。所以调查性记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除了专业知识的储备以后，还要有其他的素质，比如说韧性以及报道突破能力等等。有的年轻的记者道听途说的进行报道，这确实是对新闻职业的原则提出了挑战，这个职业是否要坚持一定的原则等等。我们现在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就是想让大家相信我们是负责任的，我们对于社会、国家、职业有一种负责态度的。
我的报道里几乎没有第一人称
6月7日，中华新闻传媒网对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心副主任刘畅进行在线访谈。图为刘畅回答网友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我曾经读过您的报道，很多的细节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您在具体到写每一篇调查报道的时候自己的风格是什么？
[刘畅]对故事进行还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闻写作的追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首先要真实，其次采访要非常扎实和深入，但是必须要建立在大量的采访之上。在一个主题报道实践上，可能会发生故事庸俗化的情况，比如说“家住XX的张大爷发现自来水变甜了”，我感觉如果你的前提是想写故事，就必须有大量、扎实、艰苦、深入的采访，以后才会展现出深厚的新闻采访。我的报道里几乎没有第一人称，我在大量报道的时候尽量的隐藏记者的所在位置。
是的。只要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报道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个，基本不会出现第一人称。体会文章和新闻报道不是一回事儿，在新闻报道之内，我们要尽量的隐藏记者消息，因为这个报道能够客观。
《中国青年报》是有着非常优秀的精神传统的报纸，《中国青年报》鼓励记者去一线进行大量的采访，这样让我们对中国社会有着很深的感觉。你还会发现个人成长与媒体精神是分不开的，媒体精神比如说对记者的爱护、支持，《中国青年报》是一个青年记者成长的最好环境，《中国青年报》给青年的成长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我在《中国青年报》的老记者处看到了一首好诗，“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我觉得做记者那种崇高的感觉就在自己内心深入开始升腾，《中国青年报》给予我们很多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说“贡献社会、贡献国家”的献身精神。我曾经把《中国青年报》称为“理想主义部落”。
我是“70后”的记者，有时候我很羡慕“80后”的记者，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热情。在做报道的时候我也很遗憾的看到，现在的很多的青年记者会利用互联网进行创造。我觉得还是要坚持“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职业追求和职业规范，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李开复前一段高度的赞扬的互联网的求实精神，互联网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是否互联网就可以造就某种坐在家里的人的报道方式呢？由于很多记者追求互联网的轰动效应，有时候会有意无意的在拔高和歪曲事实，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我们过去的职业追求还要不要坚持，在互联网的影响和冲击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对此怀有疑虑。我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念还是应该坚持的。
曾经有一篇叫做《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文章就是从互联网出来的。还有一篇互联网上的假新闻，当时在互联网已经传播了两天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到过这个当事人家做脚踏实地的采访。所以说如果没有进行实际的采访，互联网失实的信息其实很多。互联网所带来的互相抄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记者都是从网上拼凑来的。甚至有的记者写了长篇人物专访，但是他并没有见过本人，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真实的。
图为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 刘畅
“我理解的记者，应该有诗人一样的激情，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即使历经沧桑，也保持着道德、良知，有一颗纯净近乎透明的心灵，并在从业中不断爆发出活力。”--刘畅
[主持人]听说您出身于新闻世家？
[刘畅]我父母是黑龙江广播电台工作的老记者，他们从业时间很长，我哥哥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我觉得肩负着上一代的希望。我第一次获得新闻奖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我父母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当时在去珠峰采访的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没有什么信号，我妈妈连续几天每天拨打我的电话但打不通，当终于接通的时候她哭了。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现在会随时的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情况。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是同行，所以有一份理解在其中，尤其是我父母向同事说起我，会感到非常的欣慰，毕竟我做出的工作是让他们觉得有价值的。
[主持人]您一直是在忙自己的工作，最近听说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喜讯。
[刘畅]5月26日我结婚了，一个单身记者终于成家了。过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当在这种快乐找到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人生的，这样才会有一些常人的欢乐，我希望自己的工作、人生都更加的完整起来！
[主持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您对心怀新闻梦想的那些报考新闻学方向的年轻学生有什么建议和忠告呢？
[刘畅]要想学新闻专业，真的是要有一种对新闻职业的兴趣，有兴趣才会有发自心里的热爱，这样才能找到人生的快乐，这样的人生状态才是最好的。从兴趣到喜爱，再从专业中找到人生的乐趣，既然选择了新闻，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坚定的选择新闻道路、选择新闻规律、选择用新闻来贡献社会的工作方式，希望到时候有更多的同行能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共同追寻记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