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今天是9·11 袭击事件发生8周年的日子。9·11事件8年来，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连上演，国际形势持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演变。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于2001年和2003年相继爆发，美国霸权一度上升至巅峰，继而陷入扩张过度的困境，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2008年8月爆发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武装冲突，2008年9月从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冷战后国际格局经历了新的一轮重大调整，而9·11事件则成为这一轮调整的起点，因而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深远战略影响。

追根溯源，9·11事件是以基地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特别是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欺凌巴勒斯坦的错误中东政策的严重不满和疯狂报复。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未冷静反思，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以牙还牙、急于复仇、片面强调凭借优势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乃至趁机谋取霸权私利，最终将“反恐”引向歧途。

美国在9·11之后一度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但美国并没有正确地利用它们，反而大搞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将反恐无限扩大化，推行所谓“反恐战争”。美国先是武力攻占阿富汗，随后又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支持恐怖主义”的“莫须有”罪名，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美国连续取得两场战争的“胜利”，其霸权登上了冷战后的顶峰，一时间好不威风。但好景不长，美军在伊拉克遭遇激烈反抗、疲惫不堪，在阿富汗更是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以至难以自拔。

由9·11后的主动逐步陷入被动，乃至最终爆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美国陷入内外双重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打着“国际反恐”的旗号贩卖私货，以“反恐”为名谋取单极霸权与地缘战略利益，结果导致战线过长、树敌过多、扩张过分、透支过度。时至今日，美国“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基地组织阴魂不散，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东、南亚、东南亚蔓延不断，重大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美国也被“两场战争”牢牢困住。

看不到尽头的“反恐”与“两场战争”致使美国内外交困，9·11事件8年来美国盛极而衰的事实也教育了美国人民，在2008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最终赢得了人心，使民主党一举击败共和党。

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深陷“两场战争”与金融危机之际临危授命，上任后大幅调整对外战略，拨乱返正、正本清源，力图通过系统推进外交“新政”，扭转外交颓势，摆脱国际困境，重塑美国形象，重振世纪霸业。

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痛定思痛与洗心革面，更新“世界观”与外交理念，明确承认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多元化，意识到自身力量在全球化时代的局限性。奥巴马总统强调“世界各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二是扬长避短与软硬兼施，全面运用“巧实力”。奥巴马政府一改其前任外交“单干”、“硬干”、“蛮干”的简单粗暴作风，姿态变得谦卑有加，身段放软放低，注重“倾听”与对话，即使是对手与敌人也不排除与之灵活接触。与一味强调武力的前任不同，美国现正大幅增加外交人员，并将在今后几年把对外援助翻一番，以改善形象、争取人心；

三是将外交重点重新排序，优先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9·11后美国对外战略重点是在优先“反恐”同时“应对大国崛起”，奥巴马政府则明确将“反恐”位置后移，而将经济问题作为第一优先，大搞财经外交，力图摆脱衰退并维护美元霸权。同时奥巴马总统还强调21世纪的大国竞争应摆脱“零和游戏”；

四是争夺全球热点议题话语权，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主导权。这些热点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核裁军、网络安全等领域；

五是注重大国协调，借助新兴大国。除与西方盟国加强合作外，奥巴马政府还正视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与之开展双边对话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包括提升美中关系、“重启”美俄关系、深化美印关系等；

六是将反恐重心由西亚向南亚“东移”，着力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推出“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大力援助巴基斯坦，采取军事打恐、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分化极端势力并举的综合性战略。奥巴马政府还抛弃了其前任的“反恐战争”说辞，极力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通过上述六方面的“系统变革”，美国新的对外战略——“奥巴马主义”——呼之欲出，其特征是务实明智、以变求进、以巧取胜，其目标仍是维持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其发展前景尚需时间检验。

透过9·11八年来美国战略处境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转变，从中可以得到几点启示：一是不管哪个国家对外搞霸权扩张，终将害人害己，没有好下场；二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新兴大国崛起大势所趋，国际关系已经难以再由西方大国主导，而应由西方与非西方大国平等协商；三是对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加以全球治理，其中“反恐”尤其应摒弃“双重标准”，应更多依靠经济社会发展与不同文明对话交流，加以标本兼治。

（作者：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