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至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次对话是中美两国政府换届和元首会晤后举行的一次重要高层接触,有利于两国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指引下取得积极成果。本版约请中美数位知名专家,为读者全面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现形态、创新之处、路径及未来影响等。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夏伟(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保尔森(美国前财长)
芮效俭(美国前驻华大使、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
问题一:
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大国关系在表现形态上有何不同?
李文: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挑战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合作与共赢构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传统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敌我分明”、“对抗与冲突”,“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构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
殖民主义时期,大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更替、国际体系改变的主要途径。崛起大国在接近或超过传统大国过程中,往往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大国的地位和现有国际体系,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所难免。冷战时期,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秩序均由美国主导,颠覆这一体系和秩序成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要任务。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复杂而深刻地融入国际体系,利益相互交织。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同世界各国全面深入地开展互利合作发展自己,与传统大国一道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新兴大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根本性利益冲突不断减少,合作空间日益拓展。
袁鹏:传统大国关系强调实力、力量,新型大国关系则更注重战略和意图。就中国而言,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不会因中国国力强大而改变,战略文化、时代条件、利益捆绑、人文交流等因素才是决定国与国关系更深刻的动力;传统大国关系往往以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为主旋律,新型大国关系则强调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主张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传统大国关系之稳定往往建立在相互威慑(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或共同价值、战略结盟(如美欧、美日关系)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则主张文化多样化、发展多样性,倡导平等尊重、包容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夏伟:在中美领导人着手解决两国间业已存在的所有具体难题时,如果他们能共同向世界进一步表示,他们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在言辞上,而且承诺以新的热情和创新精神,在两国历史存在的巨大鸿沟上架设桥梁,这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大有益处。
保尔森:美中关系十分复杂, 但双方在全球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和中国经济高度互补,双方要相互“补台”。一些人认为,主要大国之间必然要发生竞争,但是,没有哪一条历史铁律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是,主要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奥巴马接受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大国需要朝着具体化的方向来建设这种新型关系。
问题二: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国国家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主张,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突破了以往有关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颠覆传统大国既有地位的理论框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大国不称霸,新兴大国不争霸,两者能够做到既竞争、又合作,和平共处。第二,认为人类社会不愿再次经历也无力承受大国严重冲突或剧烈对抗,大国之间必须将和平与合作置于相互关系中的头等重要地位。第三,认为近代以来,大国关系从二战之前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关系,过渡到冷战时期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结盟与对抗关系,最终发展到始于今天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深刻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袁鹏: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确实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因为,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的还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是以国家实力论英雄,以大国兴衰论成败。这一理论虽为既往国际关系的事实所反复检验,在西方甚至在中国也很有市场,但它依据的多是20世纪以前西方大国关系的历史。今天,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的全新时代,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中国和平崛起也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全新道路或模式,也急需理论的提炼和指导。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主要基于21世纪新的时空条件,基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的实践,希望开辟一条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道路。由于它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其内涵的丰富与理论的创新还需要中国的外交实践不断推动,需要中国学术界不断努力,也需要各国官员和学者与中国一道共同构建。
问题三: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和措施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人类社会从战争走向永久和平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长期而艰苦的历史任务,需要中美双方确立方向、探索路径、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
首先,关系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由基于战争冲突的“权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的转变。因此,双方致力于建立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认可和遵循一些有利于合作和平的基本准则。
其次,应共同致力于维持和建立各种全球、地区性国际机制,为相互合作提供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