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海举例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任安徽省阜阳地区地委书记的王怀忠立志要把阜阳建成中国第一大城市，与其匹配的工程是扩建一个国际大机场，为此机场耗资三点二亿元，后因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一年后，被迫关闭。王怀忠建的此类几大“政绩工程”，使市财政负债二十多亿元，以至透支了阜阳十年的财力。

郭松海说，类似安徽阜阳这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中国各地形形色色，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有的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基层百姓抱怨说：“票子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干部扛锦旗，群众饿肚皮”。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何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郭松海指出，“政绩工程”体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定式和习惯作风，他们凡事眼睛向上看，只对上不对下，“只要你能搞出政绩，让领导看到”，上级对于下级有了好感，最后就会把搞“工程”的干部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上去，这是以“政绩工程”为主的各种工程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为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的郭松海委员建言，要剔除“政绩工程”歪风的盛行就要强化群众对政绩的监督，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干部的考核，建立和完善科学考察、评价、提拔干部体系，构筑法纪制约机制，对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不能让决策失误者一走了之、心安理得地去易地做官。


来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