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美两国都没有选择－个共同的敌人作为目标，而更希望用长远的眼光来透视现实的问题，以便构建一个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关系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对于双方还是世界，都致为重要。

而当中美关系的内容不再囿于对抗共同的敌人并开始正视彼此间共同的利益、问题与期待的时候，一种成熟的双边关系也就逐渐呈现。毕竟历史已经表明，共同的敌人不会是永久的敌人。中美领导人保持接触的机制使得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断增强。与几乎同时解冻的中日关系来说，中美关系“30而立”，已经进入能经历风雨的成年，而中日关系更象一个多病的孩子，显得那样脆弱。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种成熟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它的起点就是三十年前那次有远见的历史性握手，那次"改变世界的一周的访问"。

当今天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通过麦当劳、NIKE、IPOD，体验着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时，他们或许很难想象当年两国领导人在决定这个问题时所需要的勇气与远见。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参考消息》上一条特别刊登列宁语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背景。它的大意是"同强盗握手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强盗"。而同时在美国，绝大部分的意见也认定，中国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偏执"。但美国在越南的困境、中国在文革高潮后对外部世界看法的重新界定以及两国同苏联困难而危险的关系都促使双方发现，在经过20多年的敌对之后，使双方分裂的的问题开始让位于它们之间共同的问题。于是中国领导人开始为说服国人接受"美帝国主义"，说服国人理解中美和解。而尼克松也需要说服国内的右翼势力。

而双方之间长久的隔阂和观念的差异，使得在中美关系的开创阶段，双方的远见与智慧更为重要。从1969年尼克松对"北京"一词的正式使用到中国邀请斯诺参加国庆庆典的回应，从1971年的乒乓外交到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驱们的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后，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从此为两国带来了许多彼此之间必须直面的历史性课题：台湾问题、人权、经贸问题、亚太安全、核不扩散等。它们要求中美关系发展的继任者必须继续开拓者们的智慧和远见。

解冻后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因尼克松悲剧性的离职而停止。经过10年，中美之间以三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的方式确立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原则。期间，邓小平成为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位踏上美国领土的中国领导人。而1984年他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则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然，中美两国所需要的不是表面文章。因为中美合作的压力，苏联在全球事务和与中美的双边关系中态度日趋温和；两国之间的经贸、技术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国开始比较密切地介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流。中美两国领导人所期盼的事情在一一发生。彼此之间的吸引力与幻想在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到了1991年，苏联的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中美两国再一次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二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同样经历过"蜜月期"的中国和美国在失去了共同的对手后最终也相互失去了。

历史是否会重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戴维·香博指出"在这以（1989年）前,中美两国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在反对什么,而现在,它们却不知道应该一起去推动什么"。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等加深了人们的疑虑。观念差异所带来的吸引力开始被相互的冲突所取代。中美之间彼此的妖魔化倾向再次出现。

随后全球化的进展以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双方必须学会在没有第三方外力的作用下发展两国关系，因为谁都清楚两国未来的安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两国关系的走向。"接触"与"遏制"政策、"战略伙伴关系"与"战略竞争关系"反映了美国对此不断摇摆的态度，也反映出双方的利益与问题开始变得一样清晰。前者促成了1997年中美双方实现了自1989年后中断了的高层互访，并在两国间建立了多层次的接触机制。 后者导致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撞机事件和台湾问题的不断激化。

有人说"9.11"使中美再一次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恐怖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打击恐怖主义对于中美而言，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方式上，差异性都大于共同性，因此它并不是双方的战略基础，而只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层面。

其实，可以说可喜的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是否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坚实的基础。尽管其中仍然矛盾重重，两国对于彼此间的战略意义以及两国关系对于亚太地区和众多全球性事务所具有的影响力已经得到了两国政界与学界的认同。全球化和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决定了双方的相互影响只可能是越来越深入。通过上次布什总统的访华和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的议题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高层的会晤上有着比反对恐怖主义更多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是对中美关系共同利益的反映，也是对费正清那句远见卓识最好的诠释：“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在她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30年多年来，在利益与观念的碰撞中，中美之间有过无数历史性的时刻，它们反映了中美关系进展的同时也从背面映射了双方的矛盾。中美之间这次高层的会晤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需要留给历史去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当今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再次面临着一个机遇。面对类似的机遇，30年前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们曾经把握住了，而30年间它也曾被无数次地忽略。

当然，机遇只意味着双方有选择的时间与空间，并不意味着一个注定的结果，中国与美国需要更多的远见和智慧去创造一个尽可能长久的友谊，尽管也许它并不完美。

（周晓鹏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