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宪的原由与前景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低迷之后，人们更是普遍把摆脱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政治改革方面。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积极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图谋“晋升”政治大国，而1947年颁布实施的“和平宪法”，则被认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
自日本现行宪法颁布之日开始，护宪派与修宪派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未中断。修改宪法，为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扫清“障碍”，一直是日本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曾掀起三次修宪风潮。但由于护宪派的有力牵制和日本民众的坚决反对，保守政党的修宪企图才未能得以实现。但近年来主张修宪的党派开始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日趋衰落的护宪政党已难以继续扮演制衡角色。如经过2003年11月众议院大选，在众议院480个议席中，主张修宪的执政党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共获得了275席，主张修宪的在野党民主党的席位由原来的137席增至177席，而护宪派的共产党和社民党分别由选举前的20席和18席锐减为9席和6席。
这样的变局自然使赞同修宪的议员在议会中成为多数。据日本共同社2004年8月份对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进行的一份修宪问题问卷调查，有84.5%的议员赞成修宪。[1]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日本民众赞同修宪的人数也不断增多。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支持修宪的人已经接近60%。[2]日本宪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修宪必须经国会两院2／3以上议员赞成并经国民投票过半数同意后方可生效。现在看来，达成这两点已经不存在大的困难。
日本的“和平宪法”与二战后新出现的世界政治格局紧密相关。冷战时期，日本在吉田茂路线下埋头发展经济，在政治追随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美苏争霸，日本只是美国的一个小伙计和跟班的情况下，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的日本在西方阵营的国际分工中扮演“后勤”或“取钞机”的角色，具有合理性，也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提供了搭便车的好处。苏东巨变和冷战的结束，不但彻底瓦解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生动摇，整个世界开始进入秩序转换的过渡时期，区域经济、政治集团的形成取代两大阵营的对垒是这一转换的核心内容。在欧洲和美洲已经各自结成了新的经济、政治同盟，日本追随美国的理由不断丧失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考虑增大自身的政治自主性和安全防卫能力。
例如，主张修宪的民主党领袖小泽一郎就曾指出，“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筑起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护波堤，很重视日本。本来应该由日本为维护和平与自由而承担的代价，由美国代为承担了。但是，冷战终结以后，美国便无理由继续代日本承担维护和平与自由的代价。”
[3]在“9·11”事件和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后，美国出于反恐需要，支持日本扩充军备和向海外派兵。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为日本修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美国为了让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其所谓更大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制约中国，赞同甚至劝说日本修宪。2004年8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日本媒体表示，美国支持日本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他暗示修宪问题是日本能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决定因素。鲍威尔说，“日本有必要重新考虑宪法第九条。”
他甚至指出，日本必须先修改宪法中有关永久放弃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文，才能负担起未来可能需要派兵维和的责任。
[4]美国的这种态度，为日本修宪撑起了保护伞。
冷战的结束，使亚洲国家开始思考新形势下的保全之策，努力营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小环境”，从而失去了对日本的修宪行动进行监控的体系性依托。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持有戒心，因此在潜意识中甚至存在希望日本牵制中国的念头。这也使反对日本修宪的声音大为削弱。在二战后初期，东南亚国家曾是牵制日本的重要力量，但今天在东南亚几乎听不到对日本修宪的反对声音；在东北亚，韩国仍有舆论指责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但与过去相比也大为减弱。
尽管日本政要多次宣称修宪是全面的，修改的内容涉及天皇制、首相产生与权力、人权、地方自治和司法制度等许多方面。
[5]但修宪的核心却是修改现行宪法的第九条的内容：“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完成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后，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正式变名为陆、海、空军，其武器装备将名正言顺得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军队将更多地干预地区冲突，这意味着日本将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
日本修宪的最终完成最早也要到2009年。自民党明确表示，要在2005年11月前、即自民党成立50周年纪念日之前，提出一份宪法修正案草案。之后，这份草案会被提交国会讨论。自民党计划在2009年左右推动通过新宪法。民主党则准备在2006年前提出自己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此外，日本社会各界还在筹划一些有关宪法修正案的“私案”。从日本两个主要政党公布的时间表来看，估计在2006年，各方围绕修宪内容的斗争会全面展开。
虽然修宪观点已成主流，但是对如何修宪等具体问题尚存争议。日本民众认为应该修宪、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宪法第九条给日本带来了战后长时间的和平，因此反对放弃第九条。同时，执政联盟内的公明党虽然持“加宪”的主张，但修改的重点在所谓的环境权等领域，对第九条态度谨慎。民主党虽然提出了“创宪”的主张，但因为党内对修宪问题分歧严重，难以形成共同意见。即使在自民党内，对修宪问题也有分歧，对第九条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日本文化传统重视和谐和一致，在修宪这样的大事上，无疑要照顾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会导致日本修宪的时间表只能拖后而难以提前。
其实，日本政府的行为早已突破现有宪法的框架，在行动上的“修宪”已经降低了在文字上修宪的实质性意义。十多年来，在美国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下，日本政府不错过一切机会，制定一个又一个的法律将宪法架空，向从根本上动摇宪法第九条，向实现“普通国家”的目标飞速前行。
[6]修宪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
日本的修宪是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又会对未来日本国内政治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从现今日本国内政治的基本状况推断，修宪后日本政治的基本走势有三：健康、和谐的方向；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基本上维系现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沿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较大。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生活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日本的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其突出表现是和平、正义的声音受到压抑，总保守化倾向日趋严重，右翼势力更加猖獗，更加肆无忌惮地为侵略战争翻案，狭隘的民族主义呈现急剧上升态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依附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导致日本各个阶层在精神上普遍处于压抑和郁闷状态。一向主张修宪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现行日本宪法是由占领美军制定的，是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状况下制定的，这使日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
[7]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战争的失败已经使日本所谓的独立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彻底崩溃。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增强之后，由于在政治、军事上缺乏自主性，经济和政治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发展状态，确也使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再度获得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恶性膨胀，一些国民的精神世界甚至遭到扭曲，出现畸形发展。诸如石原慎太朗等人再三向美国说“不”，就是典型症状。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和战争事件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都十分尴尬，使许多日本人感到受到了“窝囊气”，加之日本经济迟迟不能摆脱低迷状态，见不到光明和出路，在社会上造就了成批的失败者和失望者，“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美国观察家内森语），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从而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宪或许具有给日本国民抚平挫折感，为不平、不满情绪找到宣泄渠道，减少右翼分子赖以生长的土壤的作用。
日本的修宪论从一开始就与右翼思潮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右翼思潮的一部分；尤其日本政界的修宪论相当程度上都是以日本的国家神道意识为基础，与否定侵略战争相关联的，同时带有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修宪将增大日本在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上的决策权，日本国家独立性的增强显然会直接导致日本国民自主性的增强。这将有助于日本国民恢复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应有的正常心理，在增进对政治的实质性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明辨是非、扬善抑恶的能力。在国民中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政治氛围，显然有利于日本的国内政治向更加理智、理性、负责任的方向发展，缓解目前存在的总保守化倾向。应该说，指望修宪后日本更加深入地反省自己在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是不可能的，但修宪后，多数日本国民趋向正常心态，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要求与亚洲邻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完全可能的。而如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具有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应该具有的素质，右翼势力无疑将不断失却为所欲为的环境和条件。
日本修宪脚步的不断加快无疑还将使日本的护宪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但正如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要发生动摇一样，当修宪一旦成为现实，修宪派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日本的政治独立性有所增强后，在制订相对自主的国家战略，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决策体制和政党体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将发生新的分化和重组，尤其是目前竭力主张修宪的新保守主义、新国家主义势力将依照国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顺应历史潮流的变化而提出新的对策和主张，诸如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极有可能因不再具有拉拢选票的意义而为日本政客所不屑。
修宪后，日本虽然名正言顺地拥有了陆海空三军力量，并将在世界范围不断扩大军事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或必然导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复活，也不会直接促使日本成为一个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因为日本的修宪并没有消除国际国内对其成为军事大国和走向军国主义的制约因素。首先，日本的修宪不会改变日本现有政治制度框架，议会民主制度甚至有可能获得进一步完善，这在制度上制约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其次，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其经济利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技术结构，也对日本向军国主义的复活形成制约和限制。第三，修宪后，日本国民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正常心态甚至愤懑将获得矫正和宣泄，他们将日益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从而能有效遏止各种邪恶势力。此外，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本土无纵深地带的狭小岛国。这一战略上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使任何保持足够理智的政府都不会选择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道路。
修宪对亚太政治格局的影响
过去日本仅仅接受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通过海外派兵，尤其是修改宪法等步骤，日本向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8]如果日本通过修宪，国内的和平民主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日本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治、军事独立性有所增强之后，日本对美国无条件的追随将转变为有条件的追随，日美关系可能由目前的依附关系逐渐转变为相对平等的关系，日本在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合作方面就会拥有根大的自主权。随着日本政治、军事重心由西方逐渐向东亚的转移，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有所提升。
在冷战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在亚太地区扮演的实际上只是半个国家或准国家的角色。“9·11”事件以来，美国日益感到难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驾御全局，维系霸权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愿意日本修宪，拥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实现日美间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争端中为美国分担更多的压力。美国的这一立场，正中日本下怀。因为日本早已不在安心只做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军事小国”，而且日本也已意识到在政治、军事上完全依靠美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将越来越丧失作为世界领袖的自觉。笠原敏彦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依然无条件地追随美国，过分看美国的眼色，而使国际社会对自己的信任降低，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因此，日本“把提高对美外交的自由度作为明确战略方针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9]在朝鲜半岛、中国和反恐问题上利益一致，是美日联盟在现在乃至将来的一个时期内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所谓的“共同利益”难免发生变化。随着日本政治、军事独立性的增强，日本必然要改变它对日美安全联盟一心一意的态度，注意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的共同利益。这样，虽然日美同盟依旧能够维系，但随着美国向日本不断让渡和分割权力，同盟关系中的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和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将发生变化。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就曾提出了两条“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轴”：
第一条基轴是把日美关系建设成为建筑在相互信赖基础上的“成熟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改变过度依存、过度期待美国的方式。第二条基轴是“施展多层次亚洲外交”，以获得亚洲邻国发自内心的信任。
[10]日本将由中国的“半个对手”变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对手，从而亚太地区中美日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加凸现。修宪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增大，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依赖美国，影响了日本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日本学者就曾指出，日本在日美联盟中的懦弱和二等地位使中国领导人往往把美国视为主要对话者和杠杆。中国不愿把日本作为一个平等伙伴对待。
[11]在未来亚洲，中国的实力将不断增强，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宜的势力空间。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后，将严重影响中国的这一战略需要，迫使中国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应对这一重大变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宪后的日本的确会成为美国一个牵制中国的平衡器。
日本加快成为政治大国的步伐，客观上有利于减轻亚洲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的防范心理。在亚洲国家希望在中日的对垒和相互掣肘中发展自己的同时，有一个强大的日本存在，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平等互信关系。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超过日本，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将获得长足的进步。此外，虽然现今日本已经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修宪后军事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扩大，但日本毕竟是一个无核国家，在人口、土地面积等方面无法与中国相比，加上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均遭受过日本不同程度的侵略，其中部分国家至今仍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等因素，修宪后的日本依旧难以压倒中国成为亚洲的“盟主”。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方面对美国依赖性的降低和自主性的增强，在中国强大到一定程度后，日本必然会在不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改善与中的关系，逐步实行与美中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甚至有可能偏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的形势就会更加平稳，而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也因增加了与美国的抗衡能力而有所增大。换言之，届时日本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制约、抗衡美国的一个伙伴或盟友。
在制度、历史、文化、血缘、地缘等共同性和主导者战略考虑的基础上，欧洲和美国加快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圈的经济区域化步伐，并且已经在或将在经济集团化的基础上结成政治、安全共同体。而日本因受制于所处的东亚地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种族、历史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美国的牵制，一直未曾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扮演积极角色，是今日东亚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进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修宪并增大了政治和安全的自主性后，随着与东亚邻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不断深化和东亚邻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日本对区域合作的举棋不定的态度将逐渐发生变化。随着日本发展战略向亚洲的倾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将有所加快。在经济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后，东亚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产生就有望变成现实。
修宪后的日本也存在不利于亚太政治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在取消了和平宪法限制之后，如果日本国内的极端右翼势力依旧得不到有效遏止，甚至诸如石原慎太朗等人执掌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在国际局势或亚太地区的局势发生大的变故的情况下，日本就有可能把精力集中到拥有大国的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上，甚至重新走对外军事扩张、在领海和领土争端上走激进的道路，如在朝鲜问题上大做文章，擅自在竹岛、钓鱼岛开展具有挑衅性的活动，干预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统一事宜，介入南海纠纷等，给亚洲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当然，这只是一种概率很小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日本政治要走向极端右倾化，其前提是国内民主政治的崩溃和国际上美日同盟的破裂。日本成为地区军事大国，改变亚洲的安全结构，意味着对美国的严重挑战。届时，美国就会成为牵制因素。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数十年时间内都难以发生动摇，美日同盟的破裂是难以想象的。此外，未来日本的政治发展方向还受到其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制约。如果未来20年中国依然能够保持现今的良好发展态势，就会有力地限制日本向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也不能丝毫放松警惕，应该时刻关注日本未来政治的发展走势，并采取积极手段以预防历史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