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有时太强了也会挨打。
——写在前面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兴衰”沉沦史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经过了一番痛苦的体验后，日本吸取了教训，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
那么日本果真是不行了吗？日前《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经济仍然高度发达 日本人为什么要装穷》的文章，指出“在世人看来，过去的十年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内问题百病丛生；日本人一直在哭穷，在叫苦，似乎要让世人对他们这些见人鞠躬的谦谦君子给予更多的怜悯。日本人甚至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与其一衣带水、有着说不清恩怨的中国，热炒‘中国制造’与‘中国威胁’———然而，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阴谋’！”4
为此，此时人们希望知道的是，在日本衰而不败，弱而不倒的虚假的表象后面所隐藏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阴谋”，而这一“阴谋”又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安全战略的考虑，日本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方式和手法贪婪地在全球敛聚着财富，并在经济上继续支配着世界的呢？
一、日本的崛起和全球出击
众所周知，美日关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约10年间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这一时期日本一直是美国的“重大威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的制造业已迅速凌驾于美国制造业之上，日本经济正可谓是如日中天，独步天下而傲视群雄。日本乘冷战中的两大超级大国一个奄奄一息，一个遍体鳞伤之机，开始问鼎世界，向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日本利用自由贸易原则,以经济进攻的方式不断侵吞美国市场。1985年广场会议后，日本趁日元升值之机加大了对美进攻的力度。日本的一些大的跨国企业集团利用它们的优势打头阵，率先在美国登陆，尾随而至的各企业军团也挟巨资如群蜂般纷纷登陆美国,向金融业,服务业,游乐业,制造业等领域大举进攻,劫城掠地,挥金如土，不仅让美国人惊恐万分,而且也使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惊,世界舞台上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日本旋风。
不消几年日本就取得了赫赫“战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偷袭过的珍珠港夏威夷，几乎已整个地被日本人用重金买下，1986、1987年两年，日本在夏威夷的房投资就达65亿镁元以上。日本买下了珍珠港海滩区2/3的豪华酒家、大批楼房、大餐厅、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畜牧场和种植园。每年到夏威夷的数以百万计的旅客中，日本人占5/1。很多美国人对日本人再次袭击夏威夷深感忧虑。檀香山市市长疾呼：“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5夏威夷俨然成了供日本人休假疗养的“乐园”，宛若一个“新殖民地”。美国大陆本土也四处告急,城池连连失守。三菱公司出资8.46亿美元收买了被称为美国“富有的标志”和“美利坚的标志”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动用34亿美元买下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好莱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出资6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大厦失守;花旗银行总部大厦易帜;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陷落……。日本通过投资来“收购美国”，逐步取得了对美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而美国却无还手之力。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日本人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里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日本的“全球出击”，使日本的海外资产净额有1982年的25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1800亿美元，1987年的2400亿美元。到1992年底，日本的海外资产总额为20352亿美元，负债总额为15216亿美元，两者相减，其纯资产已高达5136亿美元，连续两年据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第二位的德国（3339亿美元）。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峰，5年之间总数高达近4000亿美元。仅1989年一年日本的资本输出就达到了1794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1119亿美元，直接投资为675亿美元。
日本的猛烈攻势，不断勾起人们对昔日日本的回忆，在欧美“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呼声最为强烈的首当美国。美国新闻出版界率先发起了“鞭打日本”的攻势。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在新著通俗小说《日升》里，直言不讳地把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归咎于日本财团的阴谋。之后一本本攻击揭露日本的书不断地涌现市场。1989年，奥尔费写了一部《日本力量之迷》，把日本描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非道德的社会。在《影响力的代理》（1990年）一书中，作者帕林·乔特认为，东京付钱买通了有影响的美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效地支配美国。《不平等资本》（1991年）一书抨击日本企业操纵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而美国企业正因此受损。在《日本权力游戏》（1990年）一书里，作者断定日本正在针对美国的主要工业。美国人还想起了珍珠港战役，《珍珠港幽灵》一书（1991年）的作者瑟斯顿·克拉克表示，在一场比珍珠港战役更持久战争里，日本打赢了经济战，把夏威夷变成了它的经济殖民地。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并警告说，如今与日本的斗争更加关键，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生存。认为日本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存在，美日关系已处于战争状态。指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如果让日本乘胜前进，而美国又逐渐丧失与苏联抗争的能力，那么最后美国将全面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美国的某家杂志社，也在新出版的一份杂志的封面画上刊登了一张穿着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的画像，引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震动和悲哀。
在欧洲，法国的一位任期很短的总理伊迪斯·克勒松说，日本买下了美国，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欧洲。并告诫欧洲人说，日本人是蚂蚁，一心从事着征服世界的战略，日思夜想着如何向西方进行勒索。许多欧洲的政治家和官僚也都普遍地认为，美国是日本80年代的目标，欧洲是日本90年代的目标。日本人在欧洲的投资从1980年的数亿美元直线上升到1991年的540亿美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也引起了一阵阵“对日本的恐惧”。
二、打击日本
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同时也招徕了美国的猛烈“敲打”。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与此相呼应，美国的新闻界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日本威胁论”，鼓吹比苏联更可怕的日本经济是在美国再度出现的“黄祸”。美国舆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危及美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现在不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是日本的经济侵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美国的战略家中，已有不少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经济战争。“日本异质论”“日本威胁论”“日本是继苏联后的又一个可怕的敌人”等种种舆论和论调劈天盖地般地向日本飞来。日本曾一度是冷战的最大“赢家”，现在却成了冷战后西方世界的“众矢之敌”。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决不能让日本成为冷战后的赢家。”美国决定打击日本。1990年10月在美国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研究报告的内容如同本尼迪克特夫人在战时所写的《菊与刀》9，以查马斯·杰森，坎特·卡卢达、吉佛利·卡登等为首的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所进行的这项研究，被中央情报局冠以“日本2000”之名列作对日经济政策系列中的重要一环。
1992年1月，当时的中央情报局罗伯特·盖茨局长在面向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的活动重点是放在监视苏联上的，今后要尽全力将收集情报和开展谍报活动的目标转向与美国进行经济以及技术竞争的国家。”当时，谁都清楚，这番话是冲着日本说的。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后一会议的议长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负责东亚的也同样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教授艾兹拉·伯盖鲁。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
曾任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的罗纳鲁德·毛斯在1993年8月26日《产经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所谓新战略是为了防止将来在经济上出现珍珠港事件，包括改善美国对日本秘密情报的收集在内。”总统对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总统还交给《日本是第一》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的艾兹拉·伯肯鲁教授一个任务，命令其与奈一起，决不能让日本成为第一。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决定动用1988年美国国会为对付不公正贸易而通过的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改造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它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接着，1993年7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日结构协议》中，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并为减少贸易顺差确定数字指标，日本拒绝。1994年初，日本宣布调整对美国零部件的采购政策，美国则以“超级301条款”相威胁。1995年日本在谈判中仍拒不接受美国市场开放的数字目标，并提出了5年过渡方案，受到美国强烈抨击。美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占对日贸易全部赤字60％的汽车贸易（1004年达370亿美元）这一最大元凶进一步对日开刀。当95年5月5日的日美高层汽车贸易谈判中因各不相让而宣告破裂时，美国为逼使日本就范，根据“超级301条款”断然宣布了对日实行贸易报复的清单，即对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五大汽车公司在日本本土生产的13种，20万辆高级轿车征收100％的关税，惩罚金额达59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对日本封闭市场行为予以处分。日本对美国的压打，虽然曾毫不示弱进行“反抗”，但在最后关键时刻还是“屈服”了。
不仅如此，而且美国还与西方各国联手，通过操纵国际外汇市场的走势促使日元升值来打击和制裁日本。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衰退（也称平成萧条），股价、地价暴跌，消费萎缩，公司倒闭，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出现了与其实际经济情况截然相反的变化。1993年初，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森表示，强势日元有利于美国经济，于是美元便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一路贬值。1992年1月20日，日元兑美元由144.79急升到122:1，1993年8月17日再升到100:1。之后，在西方各国持续推促日元升值的情况下，1995年4月19日，日元更升到79.75:1的高价。
对“外部环境”严重依赖，尤其对美欧操纵着的“国际经济环境”十分敏感的日本，由于同美欧经济上的对立和摩擦，自然失去了西方的特别照顾。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打喷嚏”，使得日本经济连连“感冒”而久病不愈，饱受着折磨和“摧残”。日元的急剧升值，无疑使处于萧条、急待恢复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破坏了日本国内的价格体系，使企业收益降低，资本纷纷外迁转移，国内投资不振；同时，产业空洞化加剧，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长停止，消费低迷，从而使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加举步艰难。
于是，日本由最初的急躁、沉不住气开始向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悲观情绪转化，“日本完蛋了”，“日本从此以后将潇洒地走向衰落”“日本是19世纪的英国”等论调开始取代“日本神话论”“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日本是不可战胜”等论调。加上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一种世纪末的悲哀如同迷雾阴云般弥漫覆盖在整个日本岛的上空。
而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减速，被认为是样板的日本模式的虚有其表开始暴露出来。而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导火线，美国经济实现了卷土重来，美国人恢复了对本国模式的自信。经过若干年的调整，经济开始回升，不仅陆续收复失地，从日本手里夺回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还在全球率先完成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从而在新的产业领域又一次处于遥遥领先不可动摇的地位，一个强大的在各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又出现在了日本人的面前。相比之下，不要说日本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未能及时跟上，就连眼前的经济萧条都无法迅速地摆脱出来，从而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落后了。
曾一度在经济等方面对美国造成极大威胁，甚至被认为是冷战后欧美最大最可怕的“敌人”的日本，在欧美人的联手打击不屑几年就迅速地衰落下去了。写《亚洲大趋势》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甚至断言日本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开始走向衰退，认为“日本曾经是工业界中的明星，但如今已成为亚洲的经济病夫”，成了一个“没落的帝国”。7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说明文字是：“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的未来。”这期刊物发表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文章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是战后最高，过去日本人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有420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外汇储备。
那么日本难道真的如美国所认为的那样从此衰落下去了吗？
三、透视“日本现象”
近来，日本经济形势格外地引起人们的关心，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也有人认为日本的“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哀兵经济’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隐蔽本国经济实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借口8。笔者以为日本的经济是在竭力地表现出“哀兵之态”，但未必是为政府干预提供借口，相反是吸取了80年代咄咄逼人而遭到美英设计暗算（有人说泡沫经济是美英的圈套）和事后美国的敲打的教训，而在总体战略上故作“低姿态”和“示弱”，为的是谋求国际上为人处世的安全。别看日本经济表面上装“孙子”，弄成灰头土脸的样，实际上这恰是日本的聪明之处，它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呢，只要能获得安全保障，不受大国的暗算，它是不会在乎自己的国家被别人怎么说，怎么嘲笑的。日本的所作所为恰是在实践着中国道教历来主张的“知强而守弱”的处世原则。
为了逃避“枪打出头鸟”厄运，日本吸取了八十年代因过于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击的教训，开始重新“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试图改变国际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国际形象。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GDP年增长1.1％，不仅大大低于高增长时期，也低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这是形成日本“十年低迷”、“失去的十年”认识的统计基础。对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迄今从未有人提出过怀疑，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论证。但笔者对这一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是日本民族的本性，而在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日本最擅长也是最拿手的“把式活”，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要是需要，都可以毫无愧色地施展这一惯用的伎俩。而这一观点不难从无数的事例中得到印证。
曾在日本兴业银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任日本Sigma Solutions（千秋药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越纯一郎9对日本民族弄虚作假的本性看得十分清楚和透彻，他说“作为发达国家，日本要改变‘做假帐天国’这一让人感到耻辱的形象，才有希望实现经济的复兴。我在兴业银行工作了22年，这期间，经我手确认没有做假帐行为的企业只有两家。不管是上市企业还是未上市企业，我断言99%的日本企业都有做假帐行为。无论哪家企业，如果说‘我们公司没有做假帐的要素’，我150%不相信。说到做假帐，日本的经营者都会笑着点头同意。日本的企业一般有四本帐，真正的帐簿、给股东看的帐簿、给银行看的帐簿、给税务所看的帐簿。清水律师的著作中指出，有的企业还有第五本帐。会计师常说，‘一般不做假帐’。其实，只不过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不便直接说罢了。在这种缺乏信赖性的审计制度之下，企业的决算报告难以让人信任。因此，不能根据这种决算报告分析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融资。因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关就会认为‘提交没有任何可信程度的决算报告毫无意义，不如提供担保和个人保证。’”10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分析了目前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五大弊病及其原因。其中所列举的欺上瞒下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谎言遮盖谎言”，指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一些银行负责不良债权问题的部门就开始对相关管理部门撒小谎隐瞒坏账真相了。随着管理部门的信息越来越灵,为了不自相矛盾,银行内部各部门纷纷改写资料,完成隐瞒工作。部长和直接管理人员都了解内幕,但是汇报上去的资料都是“安心资料”,最终撒下了弥天大谎。等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银行全线危机时,不良债权总额已经成了天文数字，此时大势已去。”11
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作假和政府在宏观层面的作假是相辅相成的。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常因缺乏透明度和具有暗箱操作性常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但日本政府照样的我行我素，照样能通过“作假”的手法，始终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日益走向萧条的国家，将自己定位在“危险”和“萧条”的边缘。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历史总结和 “学术创新”，毫无愧色地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还追加说，弄得不好还将再失去一个十年。惹得海内外舆论一起跟着唉声叹气。但明眼人还是有的，那些常去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说，他们到了日本是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萧条，日本人的日子不是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吗？03年11月17日出版的香港《每周财经动向》说：今天你若去东京，穿行在银座大街摩肩接踵的人流和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很难想象这里会与“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2002年，日本人均GDP仍高达36000美元，日本与美国、挪威、瑞士等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仍位居世界最高水平。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在物质上的富裕已经到了多少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由于所谓的日本经济“低迷”，日本威胁论和日本特殊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把这顶“高帽”送给了中国。12
从GDP的各国比较看，1990年到2000年，日本实质GDP平均增长率为1.75%。而同期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法国为1.8%，英国为1.94%，意大利为1.56%。公认为资本主义优等生的德国同期增长率为2.25%，仅比日本高出0.5%。说明日本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表现并不像人们说得那样坏。目前日本GDP为533万亿日元。如用GNP衡量，即将海外企业生产计入经济总量，对所谓“低迷”的日本经济状况就不能简单地用“低迷”两个字来概括了。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75%；海外净资产1.5万亿美元，超过我国GDP总量；海外制造业销售额4348亿美元，与日本出口相当。1991－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年均增长3.1%，净资产年均增长13.9%，均高于同期日本GDP增幅。13他们正在默默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中国改革》杂志的报道也提供了令人震惊的相同一幅图景。该报道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唐淳风先生，经过长时间追踪与核对，提供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关于日本经济的一组数据：在《真实的日本经济》一文中，唐先生写到：到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3317亿美元，达到了3.2046万亿美元；而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1万亿美元以上，2000年达到了1.3万多亿美元。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我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到2000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7.7万多亿美元，约为我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10倍以上。这里还不包括其它金融资产，不包括保险储蓄、邮政储蓄、产业集资等各类资金储蓄。更为可怕的是，到2000年的前5年中，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1000万亿日元，约合9万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在60万亿到76万亿之间。据我国经济学界估算，到2001年，我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36万亿到52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我国社会资产的总和！14但与此同时，日本官方及制造业仍大放烟幕，声称中国制造技术5年后赶上日本，尽管日本人很清楚，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制造能力与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日本何患之有？他们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15
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史学家戴维·胡赛认为，日本经济在过去10年中的糟糕表现，让旁观者忽视了日本制造企业所取得的进步。“认为日本已一无是处是不对的”。在日本诸多制造企业中，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丰田、日产和本田的表现尤其突出。这几家企业运营利润占销售额的比例均超过10％，远远高于大多数生产企业，而且这几家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照相器材和半导体产品生产商佳能公司的净收入1994年以来已增长了6倍，但仍在不断把资金投入技术研发领域。再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索尼和松下公司，1992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约2万亿日元，松下约5万亿日元，但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这两大企业的销售额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了，在2001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是7.3万亿日元，松下的销售额是7.6万亿日元。16
而从生产零部件企业的情况看，表现也是惊人的。美蓓亚株式会社就是一家迅速向高科技产品生产转型的公司，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该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能够精确到0.05微米，可用于从视频播放机到飞机的许多设备中。该公司每年生产的20亿个轴承中，只有1％产自轻井泽的工厂。这个工厂现在充当了技术研发中心的角色，其研发成果将被送至泰国、新加坡和中国，由设在那里的工厂复制生产。在日本专业制造领域，阿尔派公司是一个出色例子。该公司为汽车、照相机和其他工业设备生产配套的微型电子设备。该公司总裁沓泽虔太郎表示，阿尔派擅长做微型设备，合作的客户都是大公司，这就是公司最基本的竞争力。“我们95％的产品都是为某家公司定制的”。这类制造零部件和设备的日本公司在优化产品和改善流程方面的投资力度已超过了其欧美的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测试设备生产商之一的爱德曼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2002年，该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占总收入的24％，在2000年这一比例为10％。17
国际经济研究所位于华盛顿，其高级研究员亚当·普森表示，日本制造企业的成功例子，给发达国家的企业上了一课，因为那些企业正在不景气的全球经济和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苦苦挣扎。
可见，日本政府的“叫穷”与日本企业创造财富能力的不断增长几乎是同步进行着的。
四、安全态势的转换与经济发展
日本虽然是宏观世界的弱者，但却是微观世界的“王者”。日本人在微观世界和细枝末节之处，往往具有超常的表现，能将自己的所有的潜能都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独到的观察能力，敏感而细腻的神经触觉，善于和强者在狭窄空间进行周旋的超凡的才能，出众的忍耐力与阴险而冷酷的心理本能，以及在捕获猎物时出手时的狠、准、毒、辣等等，都是其他具有大智大彗，擅长于在明处，在宏大的空间施展才华的民族所不具备的。日本文明的阴柔嬗变决定了日本最擅长的空间方位是“暗中”，一旦它由暗转明就注定要失败；同时也决定了日本最拿手的“绝活”是对“细节”的创造和掌控，一旦它舍弃“细节”试图挑战宏观和整体时，就必然要因战略的贫困而受挫。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并注定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永远是“忍者”，而非“武士”（在国内需要后者精神，但在国际上则需要前者的精神与形象）。
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首先，“作为世界自由贸易中的‘搭踏板车者’，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激起的恐惧甚至超过了苏联。就像在裁军会谈中对苏联所做的一样，西方也敦促日本‘自愿’地控制一下它的出口。日本屈服了。但日本生产厂家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政府的限制。例如，当东京已无法再推迟开放肉类市场的限期时，日本公司就马上在澳大利亚购买了许多养牛厂。”18大批的企业向海外转移是日本避免国际社会视线的一种主要的战略应对手段。“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时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19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放弃了整体战略（产品）而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金融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们觉得日本是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从而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如在美国著名经济杂志《财富》2002年7月7日公布的最新世界企业500强名单中，日本企业的排名出现大幅后退，只有丰田汽车公司跻身前十名。此次入选前500强的日本企业有88家，大大少于2000年入选的104家。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是丰田汽车公司，位列第10名。20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IMD)2003年5月公布了2003年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排行榜。在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日本的名次也奇怪地跌至了第11位，不如排在第10位的泰国。21
可见，日本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十分张扬跋扈的咄咄逼人姿态，由明转暗地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日本虽然放弃了表面的张扬，但在暗中却一点也没有停止扩张，而是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零配件生产、加工与供应体系，将优势集中到零配件这一不易为人所觉察的领域，企图通过向各国的民族品牌提供精美而高质量的零配件来反客为主式地占领各国的市场。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本月13日发表的最新统计显示，IBM以3288件专利再次跃居2002年美国发明专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榜首，这是IBM公司连续第10年成为当年赢得美国专利最多的企业。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佳能、NEC、日立、松下、索尼和三菱等6家登上该排行榜，成为2002年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最多企业排行榜的主力。22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后，便在暗中、在细节上采取悄然无声地控制世界、蚕食世界这一忍者的方式来再次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加藤宽露骨地说说：“美国移动电话配件9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应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小泉首相的意图。所谓‘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23大前研一：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24
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今天，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因此日本直接对欧美各国的耐用消费品出口确实有所减少，但由于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本身尚不能完全提供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之零部件及机床，因此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耐用消费品生产越扩大，就越加深对日本零部件和生产资料进口的依赖，而且这样的体制业已成为固定的趋势。”25
日本对中国也是采取相同的手法。日本企业以发明专利在美国圈占市场，这种情形也反映在中国市场上。就国别而言，目前在中国申请和获得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外企业来自日本，其次才是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日本企业在华申请专利最多这一事实表明在所有国家中，日本企业最重视中国市场，它将专利作为竞争利器敲开和占领中国市场的愿望最为强烈。相关统计显示，近年来，日本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一直节节攀升，2001年的申请总量达13736件，获中国授权的职务发明专利量达3787件，占整个国外授权总量的1/3强，大有赶超所有英语国家申请总量的趋势。26
在民族品牌上日本已经不太讲究了，当中国人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在研究如何在“细节”上继续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既用中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对于日本而言，虽然产品的核心部件乃至大部分零部件都由日本或其他国家生产，但组装的产品却是‘中国制造’。日本企业乐于‘隐名埋姓’，因为这样既减少了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又不影响获得丰厚的利润。”27日本的战术是成功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渴望有自己的品牌的心理，成全了中国人的愿望，放弃了在部分传统产业上与中国进行品牌较量，主动地退出了这些领域，使得一大批如长虹、海尔等那样的民族品牌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地成长了起来。但在这些让人十分耀眼的民族品牌的体内，则暗藏着大量的日本零配件。不难发现，辉煌的中国民族品牌原来最终还是建立在日本的零配件之基础上的（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零配件），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日本“章鱼”的纠缠，还在被这只贪得无厌的巨大章鱼所撕咬着。如中国自己生产的手机，只有品牌和外壳造型以及一些简单的零配件是国产的外，所有关键零配件都是进口的，是在进口国外零配件后以中国的名义加以组装而成的所谓“民族产品”。而其中的零配件大多数是从日本，以及对日本技术同样依赖的欧美有关企业进口的。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十分辛酸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中国的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中国的民族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品牌满足了民族国家的自豪感，而利润却让日本商人暗中狂喜。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中国的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中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的做法，来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一方面对中国的侵权现象夸大其词，一方面积极抢夺专利，背后有其经济目的。日本企业原以技术见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周边国家也纷纷掌握了各领域的核心技术，使得日本的优势渐失，因此日本选择了以知识产权突围。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小泉亲自率领的知识产权部，松下、索尼等大企业都已加入其中，还在北京成立知识产权调查处。随着中国加入WTO，日本政府和企业进一步以知识产权为武器，以达到争夺市场的最终目的。”28如东芝、日立、三菱等6C联盟成员于去年5月与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达成协议，确定向国内DVD企业收取专利费。至今国外七大DVD厂商已经从中国外销DVD播放机中收取了30亿元的专利费。近日又有消息称，日本企业欲对我国数码相机生产企业收取专利费。如同ＤＶＤ一样，一场知识产权之争将在数码相机领域重演。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摩托车制造领域也发生了日本企业起诉中国企业的事件。03年11月17日，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携旗下的五羊、新大洲、嘉陵3家中国公司坐上法庭的原告席，指控北京重庆力帆摩托车厂和力帆实业集团及北京自立自强摩托车商店的业主曹某侵犯了本田"HONDA"的商标专用权，提出三被告共同赔偿2500余万元的索赔要求。29从这一系列无独有偶的事件中不难看出，日本已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30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经济的盘剥与渗透，通过对技术向中国企业转移和渗透的各种路径进行全面的封杀和堵截，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的对中竞争优势。今后，在对中投资方面，全面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日本跨国公司对中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日本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而且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如芬格尔顿（Fingleton）31在仔细分析重振活力的美国企业时，发现在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资料上，美国对日本企业的依赖仍然十分巨大。他列举了如下一些事例：1.英特尔（Intel）公司的闪速内存（Flash-Memory）是委托夏普等日本企业生产的。2.摩托罗拉的高性能动态内存条（DRAM），预定通过其与东芝的7.2亿美元的大型合作项目由仙台的工厂生产。3.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的液晶配电板是通过与日本重型机械的生产厂家小松的合作项目在日本国内生产的。4.Amudar的下一代电脑主机（main-Frame）的设计及制造是由富士通进行的。5.DEC的笔记本电脑是由日本西铁城生产的。6.惠普（Hewlett-Packard）的RIS芯片（RIS-Chip）中很多是由和日立的合作项目生产的。7.IBM现在自己生产的最先进打印机的引擎部分多是依赖日立供应。
又如，形轰炸机机体的防雷达的特殊涂料，就是日本研制的。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32。而“诸如此类的事例今后还将继续增加，而其中大多隐身于数字之后不为人知。今天，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世人赞叹美国的复兴，却不知美国制造业越繁荣，其对从日本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及机床的依赖就越大，每年1,00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赤字也就越难以撼动。”33
总之，日本放弃了“明”，放弃了部分的“整体”后，鬼鬼祟祟地躲藏到了暗处，在暗处不断地暗施冷箭和冷枪。日本在战略上由“明”转“暗”后，似乎更擅长于在“暗处”，在“细节”上，也即在“零配件”上借助“知识财产权保护”这一上方宝剑继续地控制他国经济，以不为人知的全新的手法在颠覆着“明处”的世界，谨慎而贪婪地攫取着世界的财富。
五，简单的结论
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获得权力并显示权力，“认为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而新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把权力视为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大或太小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使对手不敢发动进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对付它。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的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34
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寻求的目标是保障自己的生存（生存动机），生存是实现国家其他任何目标的先决条件，生存动机被看成是在国家安全无保障的世界里行动的基础35。并强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要掌握好“度”。
日本80年代的全球出击的四处扩张的做法显然是典型的权力现实主义的做法，即在国家舞台上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并显示和张扬着自己的经济权力，但因过度地张扬权力，显示权力，刺激并严重地威胁到其他国家，成为继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的最大的威胁和主要敌人，遭到了美欧的联手追打。
之后日本改变了谋略，将安全的获得看成是国家追寻的最大目标，为此日本不惜采取一反现实主义显示与张扬权力的做法，借鉴老庄哲学这一东方古老的智慧，通过向世界示弱，来伪装和掩饰自己，寻求一种安全。这种做法，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确保了日本经济在不受暗算和打击的情况下，安稳平和地发展着。安全问题的解决，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
因此，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将老庄哲学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用辨证法原理来处理国际关系，也即通过施展“示弱” 之计来博取安全的国际环境的做法是相当成功的。古人的智慧使日本“因祸而得福”，获益匪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日本成功地逃脱了冷战结束后一度被西方视为最大的威胁而联手追打的命运，摆脱了安全的困境，扭转了败局，确保了自身的安全（至少不会再遭致更为强大的对手的暗算和打击）。其次，是将中国巧妙推到了前面，让中国去承担所有的政治风险，而自己则躲藏在中国的背后安享着宁静。第三是装出一幅“狼狈不堪”的穷样，大唱“日本衰亡论”，从而转移世人对日本关注的视线，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当威胁不再来自于日本，当世人失去了对日本经济的警惕、戒备和防范，当中国成了最大的目标时，日本便从不安全状态顺利地转入到了相对安全的状态之中，经济便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十分宽松的发展环境，从而避免了八十年代那种因咄咄逼人的强势表现而易遭对手暗算和公开打击的不幸遭遇的再次出现。
日本遵循着古老东方的辨证思想，以其嬗变的手法和“知强守弱”的生存技巧赢得了“安全”这一“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性的生存体系，继续着其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仍一如往昔般地贪婪地攫取着世界的财富。如今，日本还在玩弄着这一“阴谋”，依然在成功而出色地扮演着一个“日益走向没落的帝国”的角色。日本的“弱”成了它换取“安全”的代价，以最廉价的成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着追求“安全”的博弈，并赢得了价值高昂的回报。日本经济在“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中，充分地享受着“安全”的同时，其经济也在神奇而迅速地发展，并悄然地崛起和壮大着,直到其辉煌的金色尾巴再难以遮掩为止。
大自然的守恒定律是永恒的，能够甘于柔弱就会回报刚强，甘于卑辱就会回报荣耀，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甘于平淡和寂寞，就一定会回报你“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