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是日本幕末和明治初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和革新家，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萨摩的政治奇才

　　1830年9月26日，大久保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下加治屋町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大久保的外祖父是一个颇通海外事务的兰学家，父亲大久保利世是一个开明藩士，大久保利通自幼便深受他们的影响。

　　大久保自幼聪明奋发，17岁时便被任命为藩记录所的助理。但19岁那年（1849年），因藩主继位人选问题发生骚乱，开明的岛津齐彬一派失势，其父受株连被流放，大久保本人也被罢官，其母和三个妹妹的生活，全由大久保独立承担。

　　这时期，大久保逐渐与同乡西乡隆盛，还有吉井友实、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四十余人结为密友，组成了名为“精忠组”的政治团体，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其中西乡、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人都成了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

　　后来，在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支持下，岛津齐彬终于当上藩主，大久保复职，其父也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家运自此好转。

　　岛津齐彬在藩内推行开明政治，还积极过问中央政局，掀起了一层层波澜。大久保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升迁，初任藩记录所书记，后提升为步兵监督，并从中积累了殖产兴业、开化富国的政治经验。
　　1857年，开明的阿部正弘病死，保守派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后，制造了镇压异己的“安政大狱”，许多爱国志士被屠杀，形势急剧扭转。而萨摩的齐彬也在此时病死，西乡隆盛等人绝望之余，曾投海自杀，被救活后流放到奄美大岛。“精忠组”的有马新七等人转投于更加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之中。大久保在表面上也拥护尊王攘夷，但行动上却很小心谨慎。这时，井伊直弼任命齐彬之弟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为藩主，藩内保守派也随之抬头。但敏于政治的大久保明白，久光虽在名义上是藩主后见（监护、顾问），但握有实权，不接近久光，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获取久光的欢心。大久保听说久光喜欢下围棋，并常和吉祥院的僧人乘愿对奕，他就向乘愿学棋。后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这套书出版了28册，大久保便设法借到，一册一册地借给久光，每借一次就在书中夹寄自己或“精忠组”同僚们对形势见解的字条，通过这种密切交往，使久光“知道了大久保及其充满生气的集团的存在”。大久保日益得到久光的器重，“精忠组”亦得到久光的承认。久光在和大久保等人关系密切起来的过程中，逐渐疏远了保守派。1860年，大久保被擢升为勘定方小头，次年又升任御小纳户，和中山忠左卫门，小松带刀等人同掌萨摩藩政的中枢大权，时年32岁。

    二、走向割据倒幕

　　以萨摩藩力量为后盾和基础，大久保逐渐活跃于中央政界，其立场有一个从公武合体派转向割据倒幕派的过程。他和久光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幕府策划的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给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作夫人，进谏天皇敕命德川庆喜为将军监护，让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就任大老，由萨摩藩兵任京都的警卫等等。1862年，岛津久光和大久保率萨摩藩兵一千人进京，向朝廷施加压力，这样的军事行动在德川幕府时代尚未有过。

　　他们深知尊王攘夷激进派有马新七等人准备乘久光进京之际举义，袭击佐幕派公卿，便断然派萨摩藩兵杀死有马等人，这就是有名的“寺田屋事件”。从中可见，大久保为了达其目的，不惜向早年的政治伙伴开刀的冷酷手段。这个事件造成了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的完全决裂，当然也加速了公武合体运动的进程，朝廷颁布敕命：任命庆喜为将军监护，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并宣布要改革幕政。公武合体获得成功，大久保的名声也在中央及各藩传播开来。

 　　但另一方面，尊王攘夷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岩仓具视被视为朝贼而赶下台去，长州、土佐等尊攘派力量的高涨抵消了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成功。大久保继续奔走在京都政界。

　　由于1862年发生了萨摩藩武士砍杀了英国人的“生麦事件”，萨摩与英国人的冲突尖锐化，英国要求赔偿，并惩办肇事者，被久光拒绝，最后酿成了1863年的“萨英战争”。英国舰队进攻鹿儿岛，萨摩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大久保是战争指挥官，最后因兵力悬殊，萨摩的鹿儿岛被炮火破坏很重。这场战争使大久保对近代战争有了亲身体验，为其以后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经验。萨英战争之后，大久保设法从幕府借来赔款交付英国，又通过谈判加强了同英国的联系合作，加速了萨摩藩开国的步伐。

　　孝明天皇是一个顽固派，他密敕久光率兵进京镇压尊攘派。大久保等人乘机与镇守京都的松平容保联合，于1863年9月30日（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发动军事政变，将尊攘志士以及尊攘公卿三条实美等七人逐出京都。不久，久光、大久保再次率兵进京，控制中央政局。1864年初，作为公武合体运动的结晶的雄藩会议筹备就绪，设置了以德川庆喜、松平庆永、松平永保、山内容堂、伊城宗达和岛津久光等六人组成的“参与议会”，在天皇的主持下讨论国政方针。然而，公武合体运动是违背日本历史发展潮流的，各雄藩各有私心，政见不同，内部极不统一，而德川庆喜则竭力让幕府独揽领导权。不到三个月，六个“参与”都辞职了。

　　这个公武合体派的“临时政权”的垮台，使大久保十分震动，也对幕府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他回藩后致力于藩政改革，继续加强同英国的合作，令藩士村田经芳研制出“村田步枪”，又于1865年派五代友厚等15人去英国。这时，日本政局更加险恶，长州尊攘派发动“禁门之变”，被萨摩、会津的联军击败，幕府进而征讨长州。翌年初，高杉晋作等人在下关举兵，获得成功，实行倒幕割据政策。长州还通过萨摩向英国购买武器，逐渐改善了两藩之间的关系。这种时局的发展，使大久保逐渐变成倒幕派，逐渐从公武合体的头面人物转变成割据倒幕的领导人之一。

　　从1866年到第二年底，大久保在京都住了一年半，以全部力量投入讨幕活动，他和蛰居在家的岩仓具视取得联系，并派人保护他，以免被讨幕过激派杀害。经过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人斡旋，萨长两藩于1866年2月缔结了倒幕同盟。幕府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的战争，遭受萨摩抵制，萨摩与德川庆喜的友好关系从此中断。幕府征长失败，将军家茂病死（庆喜继任将军），使幕府进一步陷入深刻危机。

　　1867年初，朝廷召集的萨、土、越前和宇多岛藩四藩藩主在京都会谈，很快就归于失败，形势进一步朝着武装讨幕的方向发展。不久，岩仓回到京都，与大久保一起成了倒幕的旗手。大久保先后与长州的木户孝允、广泽真臣，艺州的辻将曹等讨论出兵讨幕的问题。大久保还和西乡联合写信给岩仓具视：“二百余年太平旧习污染了人心，一旦动起干戈，反使天下耳目一新，中原弥定，构成盛举。”

　　德川庆喜面对不利局势，以退为攻，率先“奉还大政”，以消除讨幕口实，想凭借巨大领地和兵力，继续凌驾于诸侯之上。但讨幕派并没有被迷惑，他们在筹备武力讨幕的同时，积极准备后于1868年1月3日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紧接着在戊辰战争中大久保担任参谋，以后又任总裁局顾问处理内务，协助西乡等人指挥作战，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明治新政权。

    三、秋风白云时节

　　戊辰战争解决了政权转手问题，大久保将注意力转向了内政建设，首先一件事，是利用天皇巡幸的名义，迁都江户，并改名东京，借以抵消幕府残余在东京的政治影响，同时又可以摆脱京都保守派的影响。 .

 　　大久保虽从一介藩士跻身于中央政界，但他深知不消平地方势力，新生的明治政府是得不到巩固的。1869年到1871年间，明治政府完成了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的大业，初步从政治上削除了诸侯的割据势力。

　　明治政府还决定派遣考察团出国，同欧美国家谈判修改条约，同时通过对欧美的考察来探讨新政府的治国方略。拿大久保的话来说就是：“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亦大体完成，干了我们所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所以，应该由政府高级官员去亲自考察、直接体验西方文明。1871年底，以岩仓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久保等人为副使的由新政府主要官员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开始巡访欧美，这在当时的世界史上是个空前的壮举。

　　在欧美列强面前，当时尚属百废待举，弱小疲惫的日本是难以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使节团遂专心致力于考察和学习。他们不但注意英、美、法等大国的情况，还注意了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如何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角逐中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研究了普鲁士兴盛致霸的过程和经验。他们专程拜访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和德军统帅毛奇，大久保对于这位德国首相的铁血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要重新经营国家不能不象他那样办”。使节团对欧美的考察为时一年又十个月，巡访十二个国家。他们对日本和整个世界的认识都更加深刻了。

　　大久保于1873年5月应三条实美之召提前回国，这期间各个藩阀派系势力在中央政局的争夺有所加剧，又爆发了关于“征韩论”的问题。得知这个情况的大久保，拒绝担任新政府任命的参议职务，等待使团成员归国的“秋风白云时节”再做最后解决。同年9月，岩仓等使团成员全部回国，紧接着于10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大久保等人通过外出考察，深知日本国力之不足，主张“内治优先”，所以在“征韩论”问题上，使团的成员都抱一致反对的态度。大久保更举出七条理由，对征韩论进行批驳。他的中心看法是：“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由此看来，围绕“征韩”问题的争论，即反映了当时留守政府和使团等方面的派系斗争，更反映了日本应该走什么道路的认识差别。特别是力主内治优先，有重要意义。

　　两派争论甚为激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甚至因而称病辞职。大久保等人暗中活动，再次利用王政复古时使用过的手法，弄到一份敕旨，利用天皇权威，让岩仓代理太政大臣，这一招奠定了内治派的胜利。竭力主张征韩的西乡派下野，改组了政府。这场政争，史称“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

    四、大久保政权

　　在征韩论中内治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右大臣，以大久保为内务卿的专政体制。内务省拥有从县知事到省（部）官员的任免权，且以大隈重信的大藏省和伊藤博文的工作省为左右臂，因此大久保握有政府的实权，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也可以说，内务省是日本的国家。”还有的认为：“大久保任内务卿，成了全国警察和实业界的总头目。”

　　在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大久保努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殖产兴业的目标，是英国那种发达的工业。日本与英国地理条件颇为相似，都属于面积小、资源少的岛国。所以，日本应象英国那样大抓海运和工业。他同时非常重视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强调煤和铁是制作业兴盛的动力。

　　大久保政权继续推行地税改革，1876年强力推行“秩禄处分”，公布“金禄公债发行条例”，剥夺了武士阶级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的封建武士阶级，促进了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又大力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引进良种，改良农具等。

　　大久保还带头推进文明开化，他虽然不会跳交际舞，也常常出席舞会。他还率先剪短长发，出朝晋谒天皇，群臣都为此大胆举动惊骇。但十多天后，明治天皇也剪短头发，于是群臣竞相仿效，除去头顶发髻。政府的“断发脱刀令”等文明开化政策终于在最高统治者的亲身示范之下迅速推行。 

  　当然，大久保政权各种政策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反对，首先是失去特权的武士阶级心怀不满，如江藤新平的佐贺之乱，西乡隆盛亦为萨摩武士所拥戴而卷入西南战争，这些都为朝廷所镇压。而以坂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所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也从1874年开展起来，迫使政府准备立宪，大久保还于1875年亲自出席大坂会议，与木户孝允和坂垣退助达成协议，为日本立宪体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大久保虽曾反对“征韩论”，但他绝不是和平主义者。1872年，日本吞侵琉球，1874年侵犯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大久保还亲自担任台湾问题的谈判代表，到北京迫使腐败的清廷交付50万两赔款，充分显露了这个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信徒对外政策的侵略扩张性质。

　　在“十月革命”后五年的时间内，大久保占据着日本政府的权力中枢，这是他毕生政治活动的鼎盛时期。可是，1878年5月14日，这位日本的“铁血宰相”，以48岁的壮年之际，被不满的士族刺杀于东京的曲町清谷。

　　大久保的专制主义统治一直被人们所否定。但综观其一生，终不失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所推行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为伊藤博文等人继续发展下去，完成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故日本的学术界把他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