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

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杨成武／1975年11月1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