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政府官员拥有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而政府又是由带有一切人类弱点的人组成的，因此，为了使公共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官员的权力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
　
都说美国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大，2003年我申请赴美探亲签证的经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夫人是1986年到美国的，17年后，她已是美籍华人。我们2002年11月9日结婚，2个月后，我按时返回了祖国。我们相约2003年夏秋之交，我再去美国探亲。准备申请签证的过程开始是轻松和愉快的，我憧憬着拿到签证又与夫人见面的那一天。
　　
2003年9月29日上午，我如约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等待与签证官员的面谈。我早已耳闻近来申请赴美签证的拒签率较高，但想想自己的情况，总觉得自己不会在那些被拒签的行列里。从1997年至今，我已经3次赴美访问、学习和做访问学者，每次我都按时回国，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夫人是美国公民，我们分居两地，探望是人之常情。我目前主持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到2005年4月结项，我必须在探亲之后及时回国完成研究项目。我还准备了我们家庭的经济收证明、在美国2002年的纳税证明、我们的合影以及我以前赴美的材料等等。
　　
早上8点，在经过3次中国警察和一次美方保安的严格检查后，我终于进入了签证处。这是一个没有座椅的约100平方米的大厅，每个申请人先在左边的窗口把自己的申请表和护照递进去，由使馆签证处的中国雇员进行初审，通过后领到一张带颜色的卡片，再到大厅中间去排队。我是8点半拿到卡片的，从那时起直到中午12点30分，整整4个小时，我就这样默默地站在那里，等待面谈。
　　
长时间的站立，我的腿早已发酸、发麻。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使馆的签证处不能为申请人准备一些座椅呢?12点30分，终于到我与签证官面谈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工作了一上午该官员累了呢，还是他今天的心情不太好，总之，他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问了我4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你夫人是美国公民吗?你夫人在美国有工作吗?你夫人能常回来看你吗?)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我准备的材料，就以我有移民倾向拒签了我。
　　
走出签证处，我心里感到非常委屈。我花了830元人民币，准备了这么多材料在这个签证官面前好像都是多余的。他就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一样，把我和夫人相聚的梦想给粉碎了。这完全不是依法秉公办事，一个签证官的随意处理将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几乎毁灭性的一击。
　　
我去过美国多次，从1999年起，我一直关注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问题，并在2002年6月到2003年1月底对美国两个地方政府治理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美国，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是很大的。因此，我想到了申述，不能这样就被无辜拒签就忍了。
　　
在考虑申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要向美国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反映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尤其要向我夫人所在的选区的议员反映我的情况。他们是选民投票选出来的为民众服务的代表，最有可能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向6位美国和马州的议员发出了求助信，言辞恳切地诉说了我在申请赴美探亲签证的不幸遭遇。发出信后，我有一种倾吐后的轻松感，因为我自己也怀疑，美国的议员会为我这个外国人的签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
　　
10月底，主是我向美国议员们发出求助信的10多天后，我意外报收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John Kerry的电子邮件。他同时还转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John Daniel Morris给他的查询我申请签证的情况的回函。我不禁为美国议员真正为民办事的精神所感动，而且我还是个外国人，尽管我的夫人是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
　　
针对Morris总领事给Kerry参议员的回信，我实事求是地向他叙述了我们家庭的情况和我申请签证的过程，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当我把回信再一次分别发给Kerry参议员和Morris总领事后，我已经预感到我申请赴美签证的命运将要发生改变了。2003年12月2日，我收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Thumond Borden处长的传真，他请我在任何时候再去签证处申请签证，并保证会有另一位签证官与我面谈。他在传真中诚恳地写道，尽管他不能肯定这一次我会拿到签证，但是他向我保证，我将在美国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得到公正的对待。
　　
12月23日是我第二次面谈的日子。早在头一天，我就准备好了所有必备的材料。夫人还专门给领事馆签证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是去美国探亲3个月，还要回国去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第二天一早，我第一个来到签证处，同样是8点进入签证大厅，同样是8点半拿到了一张带颜色的卡片，进入大厅中间排队。大约9点半，轮到我与签证官面谈了。这是另一位签证官，他开始惊诧于我9月底刚刚被拒签怎么又来了，看过Borden处长的传真后，他开始认真地审查我的申请材料。这个申请过程与正常的过程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同样的申请材料在事隔近3个月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这样一个可能在美国是很普通的故事，却引起了我对此事制度性联想。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政府及政府成员都是由社会人组成的，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具有经济人的特点，就无不带有现实功利主义的色彩和利益具体化的价值取向。因此，“政府是由带有一切人类弱点的人组成的”(休谟语)。它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代表民众意志行使权力以及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就自然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就自然形成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以致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会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甚至因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而分割和侵犯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利。部门和地方是这样，政府官员个人亦是如此。这正是必须进行监督制度设计的主要原因。我不能肯定上一位与我面谈的签证官员拒签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个人经济利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工作了一上午后，已经没有耐心来认真对待最后剩下的这十几个人，就想快些将他们拒签了事。
　　
政府官员由于支配着公共权力，拥有着分配公共资源的行政权，因此，为了使公共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官员的权力是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而这正是好的和法制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和腐败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美国，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它处处被置于各种缺席的监督之下。我申请赴美探亲签证所遭遇的一波三折，就又一次证明，民众可以在这种制度下争取获得公正的待遇。（作者：高新军 来源：美国政治与法律网 编辑：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