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7月17日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日子，一位诚实、正直而毫无偏见的人，孤独而伤心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曾36次进入伊拉克进行核查的英国生化武器专家，戴维．凯利在伊拉克问题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也使得人们对舆论、个人与政治的恩怨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位熟悉凯利的朋友说，凯利是一个能够承受压力并很好地处理它的人。但遗憾的是，这位科学家却最终无法在舆论和政治压力的重重包围下从容突围，事实上，自从与BBC（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吉利根会见后，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就迅速笼罩在他周围，凯利开始感到来自各方的围攻和指责，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吞噬了他。

对于凯利之死，英国政府与BBC似乎都负有责任，但又都不愿意负责，它们都尽可能地把责任推给对方。凯利的妹夫沃德里把凯利之死完全归于政府方面，称“政府一直寻找一个人，以便把‘内奸’这个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不幸的是，他一点承受不了压力，把身子露出了掩体，所以立即被击身亡。”而一些媒体则指称BBC应该负有责任，这也使得唐宁街10号多少松了口气。但不管怎样，“凯利是一个牺牲品”却已是共识，这位小心翼翼的人，在卷入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之后，才发现这个漩涡是如此之大，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得出来。

凯利事件之所以如此轰动，不仅是因为关联人的生命，关联伊拉克战争，更是因为同时触痛了英国政府和BBC这两大“权力部门”，与备受指责的BBC同病相怜的是，布莱尔政府及其本人的支持率在迅速下降，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认为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不够诚实，只有39％的英国民众还信任布莱尔，比一个月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尽管两方都在尽可能摘清自己，但人命关天，凯利之死事实上已使政府和BBC同时遭受重创，而没有人肯负责任则是矛盾激化、民怨沸腾的关键。

相比之下，美国的情况却明朗得多。自从尼日尔铀丑闻（有媒体也称“情报门”）爆发后，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不断抖出猛料，把事情吵翻了天。美国各界反应之强烈超出了白宫的想象，包括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内的一批高官都受到质疑，民主党的总统席位竞争者鲍勃．格雷厄姆甚至提出如果布什在此事上撒谎，就应该对其提起弹劾。但令布什欣慰的是，他的部下却是主动为他分忧，承担责任，前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后有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个个争先恐后。

不仅如此，美军也很“争气”，7月23日，据美国军方证实说，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在美军22日发动的突击行动中被打死，这个消息不管真假，来得却十分及时，不仅振奋了美元和军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伊拉克的反美士气。而如果能像五角大楼所预料的那样，“伊拉克境内的安全形势将从此得到明显改善”，则国内对布什政府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事实上，“情报门”背后的三大推动力是“造假”责任、伊拉克占领代价和民主党的趁机发难，这其中，伊拉克占领代价问题更是为民众所关心，尤其是不断传来的美军遭袭消息和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增添了民众的怨气。如今，“责任”已有人“主动”来负，乌代和库赛又据称被击毙，白宫希望“推动力”能够从此减弱，并最终得以把问题归结为两党之争。

其实，布什心里有数，“情报门”很难转化为“水门”。尽管一些媒体和民主党紧追不舍，但布什所处的情势与当年的尼克松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与媒体的关系。在尼克松执政的后期，总统与媒体的关系势同水火。一方面，尼克松在努力引导公众加深对新闻界的怨恨，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不顺从的媒体，白宫甚至鼓动一些人以欺诈性的信件和电话攻击新闻界和褒扬总统；另一方面，媒体的力量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反抗政府的压制。继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揭开“越南档案”之幕（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报纸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的权利）后，《华盛顿邮报》又在1972年揭开水门的黑幕，并最终把尼克松送上不归路。但布什却是另一番风光。在“9·11”之后，布什几乎成为这个国家稳定和强大的象征，媒体甚至一度把他视为“伟大总统”，即便是在安然事件、预警事件和眼下的“情报门”中，媒体对布什也是客气的很，受到指责的也多半是他身边的人。不仅如此，由于有着恐怖主义的持续压力，媒体和民众也不希望“中途换马”，把布什搞下去并非双赢的选择。事实上，媒体和民众更多的只是要给政府一个教训，并释放因伊拉克“后遗症”和国内经济不景气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布什的“老师”的经历也给了布什已信心。1986年的伊朗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但后来却不了了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和民众对里根有着强烈的好感和较高的期望，出于国家利益和“感情”的考虑，媒体并没有像对“水门”那样跟踪挖掘到底，火也没有烧到里根或副总统布什头上。这也使布什意识到，一位能和选民心心相印的受欢迎的总统，虽然也将遇到对立的报纸的反对，然而不管这些报纸的能量有多大，都不能阻挡总统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布什的亲民形象、道德自律给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他很难重蹈尼克松的覆辙。

更重要的是，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获胜的战争，是一场让大多数美国人快慰的战争，是一场给美国带来巨大战略利益的战争，这种“成功”的形象与尼克松时期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和经济困境并在与苏联对峙中处于劣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何况，布什身边能人如云，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并且能够为布什排忧解难，而尼克松身边却站着像阿格纽那样提不起的人。

透过凯利的悲剧和许多相似的例子，我们发现，在个人、政治与舆论的背后站立着的分明是利益、情势和实力。换句话说，一个人特别是政治家，如果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就需要充分照顾传媒的利益（给媒体想要的，但要控制他们的“食量”）、拥有能办成事的实力（如打赢伊拉克战争），并把握住特定情势（如“9.11"和纷至沓来的恐怖袭击事件）所带来的机会。而归根结底，你还必须有一颗平常心，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是情商，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局面，并视政治风云如云卷云舒，视人生起伏如花开花落。如果你做不到，就要尽可能离政治远一点，因为政治更依赖情商，不像科学那样比较依赖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