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一些积极的转变可能不是永久性的,但它们至少有助于双方建立正常的心理关系。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12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举世瞩目中出访美国,尽管此间夹杂着贸易摩擦和台湾问题的不和谐音,但人们仍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次成功的访问,而日益走向常态的中美关系也将会变得更加富有理性和建设性。正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说的那样,双边关系之复杂是无法由口号来表现的,中美关系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关系,有很多领域的合作,对有分歧的问题也会开诚布公。这是一种日益成熟和健康的关系,有风浪,但仍会稳健地前行。
高调背后的新中国观
不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在澳大利亚演讲时称,中国是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尊重邻国、给国内以自由的国家,这是近年来美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最高评价。而鲍威尔则表示,他相信,今后五年,美中关系将会有巨大的发展,双方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将推动重大国际事务的进展。 此间,“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类的高度评价不绝于耳,而“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则明显变小了,能够根本地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只剩下了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转变。在上台伊始,布什对中国是不尽友好的,在台湾问题上更是走在了许多美国总统前面。但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白宫便传出话说,布什总统不希望有关中国的问题分散他解决其它外交政策问题的注意力,自此以后,避免与北京产生任何纠纷成了华盛顿外交班子的一项主要目标。
对中国国力增强的认可是中美关系转变的重要原因。在国际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努力寻求同日新月异的中国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如今,美国已不言明地认定中国是“全球几个主要力量中心”之一,为了对付国际骚乱和不稳定,这些力量中心需要相互配合。无论是反恐,还是防扩散,美国都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对此,设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亚洲计划主任班宁·加内特指出,布什政府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之际,是没有心思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本届政府已经意识到,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看来,能否容忍崛起的中国是中美关系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关键。他既不同意现实主义者的“日渐崛起的中国与维持现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也不同意理想主义者的“中国与美国会成为最亲密的伙伴”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有时亲密合作,有时吵吵闹闹,但是,肯定不会公开地相互敌对。如今,这种中美关系既非“恋人”也非敌人的认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即便是鹰派代表人物切尼也已认识到了同中国保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性,而曾经时不时地抗议中国在包括台湾以及导弹出口在内的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的沃尔福威茨,今年也似乎立誓缄口不语,整整一年都没有公开发表批评中国的讲话,一度非常活跃的“蓝队”则几乎集体失声。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不愿再过度挑战大陆的台湾利益和统一信念,只是适当地给北京一个信号,使之了解美国对台立场的底线,即不能容忍大陆在台湾并未宣布独立时动用武力;但美国又不希望台湾挑战大陆,如果大陆在台湾宣布独立动用武力,美国是否会干涉将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美国任何一位总统都不会为了保护台湾独立而决定卷入与大陆的军事冲突之中,美国不可能按照台湾的主观意愿,公然协助支持“台湾独立”目标的实现。
对布什政府来说,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实在是太过复杂而冒险了,为避免与大陆在台湾问题上陷入僵局,在适当的时候对台湾施加压力是必要的。在陈水扁等人鼓噪着要进行修宪和公投之际,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于11月18日特别强调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表示美国愿意对台湾出售武器,但是没有承诺作出军事上的协防。与此同时,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则表示,在当前,美国应该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
显然,与大陆相比,台湾在美国利益天平上的份量要微弱得多。台湾领导人需要认清的现实是,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如果台湾方面一定要逼美国在具有相当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地位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结果几乎是勿庸置疑的。正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所言,美国不能挑战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亚洲大陆,中国是唯一的大国,美国不能挑战中国在亚洲大陆的地位与作用。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可是中美之间有一个热点问题,即台湾问题。这是热点,是利益冲突。但利益冲突跟大国矛盾不一样,“大国矛盾很难解决,利益冲突是比较温和的”。对美国来说,在焦头烂额于伊拉克和反恐问题上的关口,在挑战中国的越发巨大的代价面前,在许多方面都有求于中国的时候,是不希望这个热点演变为爆炸点的。台海的平静,既符合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布什政府有着较往届政府要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现实主义仍是这届政府的“主色调”。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接受现实(中国的强大、需要与中国合作),也意味着要对外政策做出优先选择。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尽管美国有着很多利益“追求”,其中包括促进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反恐问题上与发挥更大的作用、牵制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扩大美国出口、推动民主和市场改革、鼓励尊重人权和有效的环境政策……但这些“追求”绝不是均衡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前者最为布什政府所看重。认清这点,我们就可以在对美外交上摸准“脉搏”,争取主动。
中美关系进入摩擦时代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在比较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对话政策之后指出,布什总统奉行的对华政策比克林顿所实行的更具合作精神……事实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类似于它和许多传统“盟国”如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关系。这句话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兰普顿表现了对中美关系的乐观态度,指出了中美合作空间日益增大、合作内容日益深化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充满摩擦的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到来。就兰普顿先生所提到的几个国家看,无论是法国、韩国,还是日本、墨西哥,都与美国有着多领域的摩擦,但双边基础的雄厚足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抵御和避免摩擦升级所产生的冲突和伤害。中美经贸摩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的一位学者曾经这样揣摩“中国道路”的选择。他指出,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讨论北京应该如何运用它的新影响力,是像典型的19世纪帝国那样称雄亚洲,还是采取较为现代的方式,在开放的全球化世界里成为成功的经济竞争者。根据一些证据判断,他认定中国领导层似乎想走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显然是美国所可以接受的,尽管有摩擦,但两国关系不至于因此而失控。
从人民币升值口水战、贸易差额全国性抱怨到纺织品贸易争端,过去半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噪音逼人。尽管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两国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尽管两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但这并不能使摩擦消失,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逐渐适应在彼此的摩擦中的生活和一同进步。
在这个摩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国际冲突日益加剧的今天,人们发现,中国对其昔日敌人的猛烈谴责已让位于平静的对话,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的提及和重视起来。如今,中国人已不讳言“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举国上下都越发明确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已变得越发现实起来。在这种现实心态下,中国人对“利益”的追求变得从容而专业起来,作为WTO的“新生”,中国正在努力适应新形势、新规则、新环境,正在越发老练地与美国人周旋着。
不仅如此,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奉行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温和、更加灵活、参与程度更高、更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显示出中国人越发“明朗”而稳定的自信心和大国心态。表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政府很明确地表示不会向美国的压力作出让步。但在策略上,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布什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在美国各地,中国都越来越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制造业丧失270万个就业机会(每6个人中就有1人失业)的罪魁祸首——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硬表现之余,也不忘“给美国台阶下”,67亿美元的订单既表现出中国的继续发展双边贸易的诚意,也再现了中国的市场魅力。而在事实上,采购是大国之间贸易关系中所常见的事情。
在这种心态作用下,中国对贸易摩擦和中美关系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和更灵活的应对,并且相信“控制力”并非是单方面的。11月22日,龙永图在“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论坛”上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美方不愿看到双方关系破裂,因此中方在纺织品贸易争端中的态度可以适当强硬,并相信中美的此次争端不过涉及四至五亿美元的金额,无碍大局并将会最终走向和解。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1月20日也表示,原计划赴美采购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被推迟,但并未取消,而推迟是由于“技术原因”,这也为双方的进一步对话留下了回旋余地。
沟通渠道的畅通也使中美关系得以及时绕过诸多暗礁和险滩,并使双方在加深了解的过程中去除误解。如今,中美高层的频繁接触正在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常态的重要标志,就像鲍威尔所说的,高层会谈正在变得如此频繁,它们已经不再被新闻媒体视为新闻或重大事件。这是对的,“因为‘真正的’新闻是我们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举行了会晤。 ”
可以说,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已经表明,中美经贸等多领域关系将进入一个摩擦时代,但无论怎样摩擦,都将不会破坏双方的利益基础,这种基础越厚重,破坏的代价就越重。在一些人气势汹汹要拿人民币试问时,美国《时代》周刊则警告说,美国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中国因为贸易问题而发生争执。
可喜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加强中美合作和利益基础的同时,也在深化着其他相关因素的建设。无论东北亚还是在东南亚,中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在迅速攀升,而人们也将会意识到: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将其经济和政治注意 力转向中国,如果被迫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很可能不会作出许多西方人设想的那种选择。”现代意识和古老的中国智慧正在越发融洽而有力地揉和在一起,在中美关系等诸多问题上发挥着令人感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