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锁劳
2003年9月

9月8日晚，以色列总理沙龙飞抵印度新德里机场，开始对印度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虽然访问日程被国内发生的两起哈马斯自杀袭击事件打断，这次访问仍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

以色列人对于沙龙的此次访问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色列人是在１９９２年两国建交后突然“喜欢”印度的。印度古老的文化遗迹，众多的印度教神庙，丰富多彩的动植物品种，美丽富饶的自然风光，相对落后的社会面貌以及缓慢的生活节奏，都使以色列人感到心旷神怡。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年满１８岁的男女中学毕业后都要到军队服役两到三年，然后再上大学或求职工作，其中有些人还要转入预备役，每年继续在军队服役３０天。在军队服役的士兵，许多人被派到加沙或约旦河西岸驻扎，经常遭到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头的袭击。许多以色列年轻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厌倦了国内没完没了的自杀爆炸袭击和血流成河的冲突场面。笔者去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进修期间，接触过许多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有不少人渴望到印度旅游放松身心，亲身体验那没有硝烟和战火而又充满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土地。

以色列人向往印度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对于“圣雄”甘地的敬仰。甘地（１８６９年～１９４８年）曾任印度国大党领袖，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提出了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原则。所谓“非暴力不合作”，就是号召印度人民团结起来，使用和平合法方式，拒绝与英国统治者合作，迫使政府机关瘫痪，迫使英国允许印度独立。“非暴力”的本质是依靠宗教的神秘力量战胜非正义，用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感化统治者，以最少的流血牺牲换取最大的行动目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尽管几次遭到失败，但最终取得了实际成果。英国在１９４７年６月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即印巴分治计划），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一些以色列人每当想起甘地，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不能以印度人为榜样，通过“非暴力”原则来实现他们的建国目标呢？

其实并非没有巴勒斯坦人信奉“非暴力”的建国原则，如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有一个群众组织就继承了甘地的遗产，即便在两年前阿克萨起义爆发后也没有使用武力。可惜的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１日，该组织在纳布卢斯拉法迪亚公园举行和平集会与请愿活动，不幸遭到以军的镇压，年约５０岁的沙丹·艾布—哈杰拉女士被以军击毙，她丈夫头部中弹受伤，她儿子脖子受伤。尽管如此，该组织领导人阿南·卡德莉女士仍表示，他们将继续采用和平方式，用鲜花而不是石头对付以军的坦克。不过，这样的巴勒斯坦和平组织实在是太少了，在当前武装斗争情绪高昂的巴勒斯坦群众中显得不合时宜。

眼下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激进组织奉行的武装斗争方式，赢得了巴勒斯坦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哈马斯和杰哈德看来，是以军首先发动了武装进攻，率先对其组织成员实行了“定点屠杀”的政策，巴勒斯坦人用“自杀袭击”予以还击是必要的与合法的。因为《古兰经》第２２章第３９节教导说：“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可是在沙龙政府看来，是哈马斯和杰哈德首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了“自杀袭击”，以军的“定点屠杀”只是“反恐怖”而已。根据《旧约圣经》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以军有权将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置于死地。这就是目前困扰和左右巴以局势的“以暴制暴”现象背后的宗教神秘“力量”，也是导致阿巴斯总理辞职和“路线图”计划面临夭折的主要原因。那么，巴以双方可否学一下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打破这种流血冲突的恶性循环呢？

应当说理由是充分的，机会也是存在的，可惜双方都不愿意努力去把握。今年６月２９日哈马斯和杰哈德宣布停火三个月，出现了难得的短暂平静局面。可是沙龙政府在停火期间拒绝放弃武力，不断向哈马斯和杰哈德成员下手，导致８月１９日耶路撒冷自杀袭击的再度发生。这个时候如果以军保持克制，避免向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攻击，９月９日的自杀袭击也许不会发生。事实证明，“以暴制暴”无助于解决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非暴力”是惟一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怀念甘地的“非暴力”原则，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