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乐雄
一篇介绍性文字《核武时代与克劳塞维茨》刊出后，引出了吴琼先生的批评文章。《世纪书窗》副主编王琳女士转来后，读罢使笔者生出比吴先生更多的感慨。为方便起见，且照着吴文的顺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
一、”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的关系问题
吴先生感到“目瞪口呆、惊讶不己”的原因是我写了这样一句话：“但克劳塞维茨很自信地断言'绝对战争'不会在现实中出现，……”，接着他从《战争论》引了三处原文。为便于分析，我将第855页上原文更完整的引录如下：
“如果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可能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忌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而且，还击也几乎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据此，吴先生认为笔者把克氏的意思弄颠倒了。但如果吴先生能耐心地把仅有四页多点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这一章通读一遍，并且看得仔细些，就会在第856页倒数第二行～第857页第五行里，找到克劳塞维茨对绝对战争形态的拿破仑战争性质的最终判定：
“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如果我们不想脱离实际，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显然，克氏结论的另一种陈述方式就是：原始概念状态的“绝对战争”不会在现实中出现，而且态度很自信。很明显，克氏虽然把拿破仑战争看成"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但最终认为它是现实中产生的战争，不能等同于“绝对战争”。因为“绝对战争”只是“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是“原始概念”状态的战争，没有受现实因素的干扰。克氏显然把这点作为界定“绝对战争”最后的分水岭，否则不会最终将“绝对战争形态的拿破仑战争”拒之于“绝对战争”的门外。
“现实战争”是指逻辑世界里的“绝对战争”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互相作用后产生的具体战争，其特征“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这也是克氏给“现实战争”界定的条件。但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在划分上陷于困难，它符合“绝对战争”的不停顿使用暴力直到决出胜负的条件，但却不符合原始概念状态的条件；它符合“现实战争”的从现实因素的关系中产生的条件，但却不符合彼此隔开、不发生直接冲突、只是小接触的紧张状态的条件。显然，克氏认为拿破仑战争不属于他所严格界定的“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而属于带有某种“绝对战争”特点的现实战争。
这样，克氏理论中实际上有两种现实战争，一种是具有“绝对战争”特点的现实战争，一种是没有“绝对战争”特点的现实战争。从“绝对战争”角度看，拿破仑战争亦可视之为“绝对战争”在现实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但无论如何，不等于逻辑世界里原始概念状态的“绝对战争”。
吴先生引经据典后认为：“克劳塞维茨明明肯定‘绝对战争’是会在现实中出现的，它就存在于‘现实战争’之中”。但吴先生却把“绝对战争”同“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划了等号（绝对战争在现实中出现，同绝对战争某些特征存在于现实战争中是两码事，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由于错划等号，必然会弄错场所，克劳塞维茨说“绝对战争”存在于逻辑中，而吴先生却说存在于现实战争中）。不错，克氏确实把拿破仑战争看成“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但从未像吴先生那样把拿破仑战争等同于绝对战争。因为“绝对战争”同“绝对战争形态”是两个概念，前者指“绝对战争”本身，后者指“绝对战争”的表现形式，它们虽有密切联系但性质完全不同。另外，“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又是另一个概念，是指具有某些“绝对战争”特点的现实战争。
克劳塞维茨为何严格使用这些概念？这和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哲学传统有密切关系。“绝对战争”不等于“绝对战争形态”，因为事物本身不等于事物的表现形态或表现形式。在黑格尔哲学体系里，宇宙万物都是“绝对精神”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但"绝对精神"自身是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另外，宇宙万物也不等于“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这种思辨特点明显体现在克氏的思维方式里，这就是他区分“绝对战争”和“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没有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
“绝对”在西学哲学史上一般是指“一切存在的本原”或“世界的本原”（见《辞海》·哲学分册），虽然能够在人们的感知世界中，通过具体事物某种程度地显示自己的特征，但这个“本原”自身是不会在感知世界中完全出现的。克劳塞维茨的思维方式不仅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而且继承了从柏拉图提出“理念”和“理念的摹本”后一直流传下来的一种思辨传统（其源头可追述到公元前６世纪末的巴门尼德“有”的观念）。例如，柏拉图认为：永恒的理念的世界中存在着“猫”，现实的感知世界中的黑猫、白猫只是分享了理念的“猫”部分性质，因此，现实感知世界中的个别的黑猫、白猫只是“现象”，只是理念的“猫”的“摹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认为存在着“物自体”，人的认知能力受先天规定的时间和空间形式限制，只能认识到存在于“此岸世界”的“物自体”的“现象”，不能认识存在于“彼岸世界”的“物自体”本身，而“物自体”本身是不会出现在“此岸性”的现实世界中的。可以说，“绝对战争”的概念是西方哲学史上体现在“有”、“存在”、“共相”、“一样”、“理念”、“实在”、“本体”、“物自体”、“彼岸性”、“绝对精神”等概念中的思辨传统在近代军事学领域的延伸。
西方哲学这一思辨传统的特点是：为人类可感知的现实世界构造一个“对立面世界”，并规定这个“对立面世界”和存在于其中的事物本身，是不会完整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而只能通过现实中个别事物显示某种特征，并暗示自己本身的存在。这个“对立面世界”的场所却因人而异，柏拉图是理念的世界，康德是认识论的彼岸世界，黑格尔是宇宙之外的世界，克劳塞维茨看来属于逻辑的、概念的世界。其实即使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有这种思辨特征，如个别与一般、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共性与个性等。
正是受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思辨传统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才会严格区分和谨慎地使用“绝对战争”和“绝对战争形态”及“绝对形态的现实战争”等概念，假如克氏在两者之间划了等号，那么，他在哲学上就连“半路和尚”都算不上。实际上，“绝对战争”同现实中的战争关系就如同现代经济学里数学模型同实际经济运行关系一样，只要知识面略宽一些，理解起来很容易，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深奥、玄乎。
吴琼先生“目瞪口呆”并指责别人没有通读《战争论》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归结起来三点：
一、没有准确理解“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一章中最重要的部分；二、没有发现“绝对战争”同“绝对形态的现实战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没有搞清楚事物的表现形态不等于事物本身；三、对克劳塞维茨的思辨方式与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传统思辨特点之间关系缺乏应有的了解。
在核武器时代，如果爆发核战争，双方不停顿的进攻与反击，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毁灭，甚至地球的毁灭，而不是克劳塞维茨时代的“直到对方失败为止”。克氏虽没有明确给“绝对战争”下定义（麻烦就出在这里），但通过他的论述过程可归纳出“绝对战争”所具备的三个条件，一、逻辑领域推理的结果，不和现实因素发生关系；二、双方不停顿地使用暴力；三、决出胜负。很显然，全面核战争是没有胜负的，“绝对战争”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在逻辑上已不能成立，所以笔者认为：克氏这一理论在热核时代遭到了“震撼”，其实这种看法早已是现代常识之一，不必多讨论。
至于热核战争是“绝对战争”在现实中真正表现形式的提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从克氏所界定的三项条件出发，任何时代都不会出现“绝对战争”，只会出现“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布匿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属这种形态的战争，因为它们符合克氏规定的第二、三项条件。在热核时代，逻辑上第三项已不能成立，并得出新的结论，于是我们面临选择，要么宣布克氏的观念已经过时，要么用新的结论代替原来的第三项，发展这一观念。由于第二项条件仍然存在，并且理论是允许发展的，所以笔者选择发展。考虑到核大战后一切不复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核战争就有可能是绝对战争最后的表现形式。这些考虑只要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笔者在理论上也就可以宣布：“绝对战争”在现实中找到了真正的表现形式——热核战争（也许用“最后”代替“真正”更妥些，但问题不大）。
由于吴先生思路受阻于前面归结的三点障碍，思维无法跟进至另两个逻辑层面上继续展开，因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别人进一步的思考和看法感到不可思议是很正常的。
二、对"防御"是战争发生过程的逻辑起点的置疑
克氏提出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稍具哲学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企图用“任何事物都由内部存在的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原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但哲学的表述是没有时间顺序的，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不是时间序列中的先后关系，若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则失去存在的依据，如果要在哲学层面考虑时间性，那么进攻和防御永远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生共灭。因此，进攻和防御在现实中有时间先后，但在哲学范畴却没有时间先后。根据“矛盾同一性”原理，哲学上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的概念是随着进攻和防御同时出现而产生的”。用“不是”、“而是”的判断句进行哲学表述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性质在于：用时间序列证明空间序列，用时间序列取代了空间序列。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现实事物都被规定在时间序列中，克氏实际上是在现实的琐碎层面进行思考和论证，却又想得出哲学结论，这就必然在不可能摆脱时间序列的情况下得出他的“哲学结论”。
除了结论错误外，克氏的论证也极其糟糕。他认为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非常愿意和平地进入他国，并不希望使用构成“战争概念”的“斗争”，而进攻的绝对目的是“占领”，所以只要防御者不采取行动，进攻者只是携带作战手段实施占领，并且因不了解敌情也没有具体的作战部署。而防御则不然，是为了抵御并以斗争为直接目的，并针对进攻集中了作战手段，还根据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所以是防御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因此，“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
说实在的，只要具备起码的自信，没有养成仰视伟人的习惯，克氏论证过程中所犯的常识性错误是不难看出的。笔者将克氏如何把导致“战争概念”产生的“斗争”（交战），从进攻者手中夺过来，甩给防御者的论证过程归纳、评说如下：
一，克氏抹去了进攻的直接目的（斗争），而突出其绝对目的（占领）；而在谈及防御时，则突出防御的直接目的（斗争），抹去了绝对目的（阻止占领）。这种随心所欲且不对等的条件对比虽可轻松地把“斗争”扔给防御者，但是没有说服力。
二，根据防御出现后才能构成交战，将防御出现前的进攻降格为“携带作战手段的占领”，以此说明只有在防御出现时，进攻者才“使用作战手段”，才能构成“斗争”。克氏这种论证里隐藏着：“防御者首先使用作战手段是战争的规律”的片面结论。另一方面，克氏却无视进攻不出现，防御只是携带作战手段的等待进攻。
三，为了近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克氏干脆从哲学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现实战争中更为具体的作战手段和作战部署这样的战术领域，从而将论证彻底引向了歧途。再玄乎的哲学术语和理论思考的理由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在极其琐碎的事物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对其它不利的材料视而不见。现实战争中，进攻者战略战术手段远在防御者之先就准备好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史里芬计划"德国在开战十多年前就举行过多次演习；攻击艾本埃马尔要塞和珍珠港之前，进攻方都在国内建立起要塞模型进行模拟攻击。
当面对一道防线、一座要塞、一个阵地时，进攻者有可能不像防御者那样做好具体战术上的攻击部署。可见克氏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战术层面上的。
四，克劳塞维茨走了那么长的弯路，包括模仿其后的吴先生"打架"说，实际上都在证明、也只能证明“战争的概念是随着进攻和防御同时出现而产生的，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
五，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要求，逻辑的起点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从历史和实际出发，进攻先于防御出现，把逻辑起点建立在进攻之上不是更合理吗？（吴先生称克氏这样做是“论述了‘防御’是战争矛盾运动的逻辑起点”、“从哲学高度提出了‘防御’〈而不是进攻〉构成了战争发生过程的逻辑起点”。但吴先生在《战争论诠释》一书里却又称克氏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两个人之间的“搏斗”。那么，一个理论体系应该有多少个逻辑起点？）
六，假如我们根据克氏的论证方式，则有更充分的理由证明反命题“战争概念不是随防御而是随进攻一起产生的”，且丝毫不违反“同一性”和“斗争性”。因为：
进攻者虽有和平占领的愿望，但毕竟没带老百姓去实施“绝对目的”的“占领”，而是带着军队，首先实施不可避免的“直接目的”的“斗争”，并非因类似白日梦的和平愿望而放弃“斗争”。因此进攻者必须在行动前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而在制定计划时，防御者就出现了，因此，“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自然是”进攻者，而不是克氏认为的防御者。
防御者有时可能对进攻者一无所知，甚至把进攻者当成盟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加防范，但进攻者在考虑计划时已经把防御者拽进计划，构成对立面。所以，根据吴先生对“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运用，克氏的理论应改成“战争概念是随进攻而不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再具体点，战争概念是随着进攻者制定最初计划时一起产生的。
防御者也有和平阻止进攻者“占领”的愿望，想不通过“斗争”，而是通过严阵以待让对手知难而退。防御的特点"是等待进攻"（克氏语），如果进攻者不进入防御者的范围，防御者仅仅是携带作战手段的等待，并同进攻者分享和平的愿望，“斗争”也不会出现。由于进攻者下定了使用武力的决心，继续着进攻，并进入防御范围，迫使防御者起而应战，变携带作战手段为使用作战手段，“斗争”才出现。所以是进攻者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
尽管按克氏的论证方式得出了颇能自圆其说的结论，但事实上，一旦进攻同防御接触，“携带作战手段的占领”和“携带战手段的等待”同时消逝，或同时转换成使用作战手段，并构成“斗争”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不管论证哪个命题，结果还是证明了“战争概念是随着进攻和防御同时出现而产生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论证都是毫无必要的，除了产生戏剧性效果外，还能产生什么呢？所以称之为“一次很不成功的哲学杂耍”。
正因为上述六点质疑，所以笔者作了《导论》中的评价，目的在于提醒读者切勿在只会贴贴哲学术语标签的一知半解者的鼓噪起哄下，形成仰视伟人的习惯，从而把伟人的常识性错误当作深奥莫测的高论，并埋怨自己理解水平太低。
吴先生认为这一理论具有反霸权主义的实践意义，这就过分夸张了。笔者认为跟反霸权主义没什么关系。反霸权、反侵略的合理性、正义性古今中外都是建立在伦理领域，而不是建立在哲学领域，哲学讨论的是事物的真理性。如果克氏这一理论有什么实践意义的话，那就恰恰同吴先生说的相反，这一理论为一切侵略战争找到了一种哲学的、真理性的阐述。比如说：日本侵华战争从哲学上看，不是日本的进攻所引起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防御出现了，才构成了“斗争”，是中国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侵华战争概念”的行动。如果再从哲学意义上追究责任，怕是非要中国来承担了，既然在哲学上找到了侵华战争的“逻辑起点”，为何不可继续在哲学上追究挑起战争的“逻辑责任”？
三、关于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因篇幅所限，对吴先生臆断色彩很浓的指责，笔者不想与之纠缠，笔者只是指出核战争能够毁灭政治的可能性在过去时代不曾出现，指出这一点在吴先生看来就是不承认核战争也是政治的产物、就是宣称克劳塞维茨有关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观点过时了，这是根据那条逻辑推理出来的？其实吴先生臆断笔者想推翻的两点是当代知识界极普通的常识，普通到通常讨论问题时可以作为潜台词将其省略，不然，多余而冗长的常识陈述将加重读者的负担。岂料省略了多余的潜台词在吴先生的逻辑里就可以推出别人不懂常识甚至想推翻常识的结论，难怪吴先生要花１７年时间、用６８万字来写《战争论诠释》。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念包含并肯定了政治对战争单向的绝对制约关系，在核武器时代，政治本身有可能被核战争毁灭，战争具有反制政治的能力，过去政治可以导致战争但不能消灭战争，现在战争虽被政治所决定却可以毁灭政治，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由过去单向制约变成现在的双向制约，这种现象过去是不存在的。因此，笔者认为克氏这一著名观点在核武时代受到挑战，但挑战并不意味完全过时。作为克劳塞维茨研究的权威，吴先生何以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关于《战争论》的精华与糟粕问题，笔者想提醒一下，这可不是吴先生说了算的事，尽管可以发表个人见解。
至于提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的定义在核时代是否要更改的问题，尽管带有胡搅蛮缠的味道，笔者也愿略答一二。克氏理论中，战争与政治关系非常紧密，但同自然科学的“三角函数”没有构成关系。当战争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们首先关注政治可能带来的变化是很自然的，笔者也没有试图给核时代的政治重新下定义，只是提请人们考虑一下。该变的总会变，核时代里，“绝对战争”的第三项条件就已经变了，政治对战争的单向制约关系也改变了。反之，假如克氏说战争是“三角函数”（而非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并能自圆其说，则要首先关注核战争可能给“三角函数”带来的方方面面（包括定义）的影响。
最后谈点题外话。笔者已经注意到吴先生在《战争论诠释》里用“狭义战争”和“广义战争”来解释“绝对战争”和“绝对形态的现实战争”，这说明他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这两个重要概念，就开始诠释起《战争论》，如此学术状态下的研究，不要说花１７年，就是花７０年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按照国际上学术研究的规范，《战争论诠释》另两个突出问题是：一、注释里所引证的材料种类数量与正文篇幅极不成比例；二、没有起码的关于本课题的学术史介绍和回顾，属于“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加之前面指出的种种欠缺，恕余直言，吴先生这把钥匙很难打开《战争论》之锁。
也许“导论”的写作风格、字数和读者群被台湾的出版社特别限定，笔者无法详细展开自己的论述，行文呈现出观点浓缩和跳跃性的缺陷，可能给吴先生带来理解上的不便，而批评毕竟将讨论引向了深入，这点吴先生自然是功不可抹。（《世纪中国》2001年10月19日）
